第三章 变得认真，研究吉米·卡特的遗产（14）

    总体来说，他在白宫外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这要归功于可怜的布什对伊拉克战争的误判，以及人们认识到布什笨拙的言辞比一个好好先生的废话都更能反映他平庸的智力。

    朋友们经常说比尔·克林顿本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牧师。他看起来正在利用他的那种素质，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他的演讲计划，开始在汇集那些意见制造者的精英会议上对网络进行传教。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越来越受欢迎。“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马克·布依尔说。“他到达沃斯那儿就像是一个摇滚明星，说话时每个人都愿意聆听。”

    一个可以评价他卸任后工作的问题开始引起他的兴趣。

    在2000年晚些时候，克林顿试图弄清他卸任后应该做些什么，托尼·科尔贺建议他将精力集中于“穷人和艾滋病”，赋予它“道义”。科尔贺提醒他说，他是“第一位黑人总统”。

    克林顿第一次关注hiv/aids在非洲的流行情况是在2001年，但是他曾在任期最后的几个月开始了深度的关注，当他第二次去非洲访问时，他被疫情深深震撼了，并认识到他作为总统对此做得太少了。梅兰妮·维微尔当时随行，她称，那些指责他做得不够的人“无视事实”，克林顿努力在“他任职的最后几个月尽量弥补过去的损失”。

    理查德·马灵克是一名内科医生、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伊丽莎白·格拉瑟儿童艾滋病基金会科学主任，他说，通过访问非洲，讨论非洲，并认真对待非洲，克林顿开始试图控制疫情的恶化，但是在他这届政府中太迟了，对他来说时间已经基本上用完了。

    克林顿在艾滋病上的记录并不好，在1997年，他说预防艾滋病的疫苗将会在十年内研制出来。艾滋病实践人士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随后并没有投入任何资金。      （早前也有预测，如在1984年，时任健康和人类服务中心主任的玛格丽特·海克勒预言说，将在两年内研制出疫苗。）      克林顿自己的hiv/aids顾问委员会成员威胁说要一起辞职，并同意对政府来消除hiv传播的能力投非信任票，因为克林顿政府不同意用联邦资金为瘾君子支付安全的针头。

    凯文·德考克是世界卫生组织hiv/aids部的主任，他称，“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克林顿任职的这些年里，在aids的科学研究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克林顿总统和国会仅拨出一亿五千万美元来应对非洲艾滋病危机。      理查德·马灵克当时每年都要在非洲待半年时间，当他对卸任后的克林顿说他本可以做得更多时，克林顿并没有引咎自责，而是指责共和党国会：“我们试图增加资金，但不是被否决，就是要消减一些钱。”      克林顿健康和人类服务中心主任唐娜·夏拉拉支持克林顿——这并不奇怪——她反对由他们这届政府来承担应对最早在1981年里根政府早期发现的疾病的责任。“他至少拯救了上千名美国人”，她说，“我们无法让国会来关注那些国际问题。”

    其他一些为克林顿工作过的人也为他辩护。他在第一任期内的国家安全顾问托尼·雷克在声援他的前老板时说：“当克林顿总统第一次说hiv/aids将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时，就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雷克的继任者桑迪·伯格同意说，上面那样的联系说法是重要的，但是他承认说：“我觉得我们做得不够，因此我觉得这将给他动力。”

    克林顿也被女儿对自己的批评所感动。埃里克·古斯比（泛大陆全球艾滋病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曾在克林顿政府以及健康和人类服务中心指导制定艾滋病政策。）回忆说，他第一次听到总统表达“某种遗憾”是在切尔西正在牛津撰写关于hiv/aids的毕业论文时。克林顿让古斯比来帮助一下这位第一女儿，为她找一些可能提供她需要的数据的网站。她的论文，古斯比回忆道，“对他父亲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更多针对的是治疗，而不是预防。这在那时引起了克林顿的反省，好像就在走廊里，‘是的，你知道，她是对的。我真的应该做得更多一些。’”      他在卸任后承认，这么长时间他一直保护那些大制药公司的专利，致使世界上贫穷的人们无法买到比较便宜的非专利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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