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清华学校到清华大学（29）

    （三）新计划之大目的能使新教育在中国有自动的能力，而后有生活气象。譬如栽培树木，使其日见繁荣。故研究各科学，不必专恃外国书籍，即研究中国书籍，亦可发展。如地质学，生物学，农学之成绩，协和医院治病之宗旨，研究中国之物质病源。足见有自动之能力，其收效亦颇宏大。希望清华学校将来亦使其能有自动之能力。否则，如民国现时状况，但有名目而无精神。

    （四）预备课程大旨，第一步先有完满之普通知识以为基础，第二步有二三年之专门知识能有彻底之研究，第三步注重独立而有统系之思想。不致仅习皮毛毫无实益，俾养成处世之态度，或曰人生观。其课程详细情形，由教务主任说明之。

    （五）巩固新大学之根本。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国魂，犹如日本武士道之魂，新意大利之魂，及各国之国魂。其研究院之详细情形，由研究院主任说明之。

    （六）所谓教育，并非专事诵读记亿而已。是欲养成高尚完全之人格，为立足社会之准备。否则，教育失其本旨。因现时社会批评留学生或某学校之学生，谓其善于捣乱，从未悉心研究学问，举止傲慢，不受羁束，为众所厌弃，此关于人格问题。欲养格，于功课之好坏无甚关系，是人与人之接触。故欲求为人之道，大都在课外作业中养成之，如运动、军操、组织团体之会社。惟对于功课有余力之学生，方能为课外之作业。倘学生精力仅能对付功课，将来立身社会，仅能为一守分之国民，其他一切公益事务，均无暇顾及。所以本校极注重学生课外作业，特设一部以提倡指导之，庶几谋学业及课外作业之并进。其详细情形，由课外作业部主任及学监说明之。

    以上六项，希诸生注意。尚有人格上一极小问题，鄙人每年提及，因章程上并未规定：即师生间之感情及普通之礼貌。如途遇师长或同学行脱帽鞠躬握手等礼，亦希诸生留意焉。

    实际上从此时开始，清华学校已经变成清华大学了，各种文件和《清华周刊》都以“清华大学”来称呼。官方包括颜惠庆等人的日记和文章中也都这样称呼了。

    1925年这一届招的大学生132人，报到以后在校生99人（一说93人），其余三十多人或退休或转学，有的因眼病去求医。研究院学生招收22人，所以1925年秋季开学的新生总计121人。王淦昌、李健吾、韦杰三、吴祖光、王世弼、施士元、都英培、邬振甫、杨汝金、余锡嘏、夏坚白、张昌龄、沈有鼎、周文定、章熊、向世南、张大煜、宋益清、戴克光、戚桂山、马师伊， 都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大学生。

    当时的清华大学从校长到教师，大多数是美国留学生，有些教师就是美国人，教学思想、方法和课程设置基本上都是模仿美国著名大学，加上有比较稳定的经费（庚子赔款），所以从教学、实验设施到住宿条件都比较优越。清华的办学宗旨是高标准的，宁缺勿滥，实行“淘汰制”。第一级于1929年顺利毕业的只有82人，为社会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栋梁之材。除了研究院大多数成才以外，本科生的成材率也是非常高的，其中有：后来的中科院学部委员周同庆、袁翰青、夏坚白、张大煜；中国最早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戏剧家和翻译家李健吾；最早把著作译成英文的翻译家许孟雄，杰出国际金融专家楼福卿，从教数十载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施士元、汪振儒、秦宣夫、傅任敢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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