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岭南撑起一片天（4）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时候，陈济棠因妻子莫秀英在香港肾病复发，向国民政府请假赴港料理妻病。

    1938年12月，力主对日“和平”即投降的汪精卫从重庆逃至越南后，香港很快就盛传所谓陈济棠的“主张”与汪精卫相同的种种谣言。

    为此，路透社记者采访陈济棠说：“本社得到消息，汪（精卫）与陈将军均主张与日媾和。如果仅汪一人主张，影响不大，倘将军亦主和，则情势当不同矣，究竟将军之主张为何？请有以见告。”

    陈济棠听罢愕然，答称：“余素主张抗日，君等如非健忘，当可复案。今日人招招进攻，岂有主和之理？”并告知这位记者，“明日余当至余所创办之德明中学发表演说，阐明主张彻底抗日立场。”

    虽然陈济棠的抗日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楚，并且果真到德明中学发表抗日演说。但是在此演说之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依然数次造访陈济棠，希望陈济棠和她一同站在对日媾和的阵线上。只因陈济棠知其来意非善，把陈璧君屡屡拒于门外。

    1941年7月19日，陈济棠又接到有关莫秀英病重的香港来电，为此，他再度请假从重庆到港为妻治病。

    但妻病未愈，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占了香港。这时，香港再次盛传有关陈济棠“变节”的谣言，有的说陈济棠已经在广州发表对日媾和演讲，甚至有言陈济棠已经投奔南京汪伪政权。

    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在香港沦陷后，又派遣陈璧君、褚民谊、林柏生、陈君慧等，前往香港九龙地区“抚慰”滞留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已被日军扣押的重庆要员。陈济棠也被汪伪政府列为能够“汇合”于日汪“和平运动”的“军政界有力人物”的名单中。

    陈济棠也说：“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于敌人势力范围之下矣，日本人索余益急，危机四伏，随时有被捕之虞。”

    很快，陈济棠的好友沈以甘果然来告：“汪已派伪广东民政厅长某（在香港）到处寻访，谓汪渴欲公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这一消息，使陈济棠决心逃出香港，奔赴国民政府统治区。

    由于陈济棠“深知如在港为日军所获，必将被迫与汪伪政权合流，而为其所利用”，之前就曾电请蒋介石并获允准派遣飞机前来九龙，接他全家回重庆。不料所派飞机在粤北南雄失事，且九龙的启德机场也为日军侵占，使“乘机赴渝之举，乃告绝望”。

    12月18日，日军由九龙往港岛渡海，战火延及港岛的铜锣湾，陈济棠判断“香港决难久守”；他的妻子莫秀英也说：“日寇欲得子以为傀儡者必甚于他人，子晚节将何以自全？”劝他迅速化装逃难。

    病妻之嘱，使陈济棠在感激之余，坚定了出逃的决心，随即把莫秀英和子女托付亲信江茂森。

    经与朋友沈以甘、邓瑞人等相商，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盐业公司职员林绍荣负责带领陈济棠出逃。19日化装下山时，陈济棠对子女说：“有人问我行踪，可言我于12日（即日军占领启德机场的前一天）乘飞机到重庆去矣。”

    陈济棠还安慰莫秀英：“余昔日历险已多，均能履险如夷，此行决无危险，汝可安心。”并告诉她，为安全起见，这次出行暂改乳名“何养”，并决定先至云咸街华侨中学暂住数日，等待“停战三天”时再行外逃。

    而就在陈济棠做出逃准备时，其妻莫秀英和长女陈佩馨、幼子陈得宁等所藏防空洞上的住宅，中炮起火，“几乎全葬烈焰中”，令陈济棠“惊慰交感”。

    12月27日，香港完全沦陷后的第三天，陈济棠为安全而迁居邓瑞人之侄开设于中环的兴发祥号。由于兴发祥号条件简陋，床铺无垫褥，陈济棠腰部受寒剧痛，连饮食也不能起来。陈济棠虽然认识许多在港名医，但为了保守秘密，他忍痛不医。后林绍荣也得此病，经治痊愈，陈济棠也用此方治疗，疼痛终于停止。

    此外，陈济棠也做好“舍生存义”的思想准备，请林绍荣取来鸦片“钱余”，准备在必要时服食，以“成仁取义”；同时找来算命书和卜卦龟壳，假装星相算命术士，以掩人耳目。

    但就在这个时候，又有旧友二人来访，相劝隐匿香港，必要时可出面维持香港大局。来意明确，企图借陈济棠的名声为日本维持对港统治，以与南京伪政权相呼应。陈济棠对此二位不速之客明确表示：革命者只有走直线，不能走曲线。言毕，便向他们出示所藏鸦片，表明抗日之志不可夺的决心，使他们扫兴而去。

    陈济棠因行踪已经暴露，被迫再次转移于一卖粥的小店租其斗室暂避。身居港岛的陈济棠，急着过九龙入粤，但是，日本兵每日都在枪击渡海出逃的人，使陈济棠终于打消经九龙回内地的念头。

    1942年1月9日晚，林绍荣对陈济棠说：“汝如能耐苦者，可由西环坐小船赴大澳，总较渡九龙被日人枪杀为佳。”

    急于离港的陈济棠，完全同意林绍荣所提逃出香港的新路线。10日，林绍荣亲往西环侦察情况，果然不见有日军守备，陈济棠获悉，高兴万分。次日凌晨四点半，即在林绍荣的陪同与保护下，踏上离港之路。

    由住处至西环的15里步行中，陈济棠见到沿途都是持证购米者（当时日本人规定每日每人配给六两四钱大米），接踵延绵达数里，不时可见体弱者晕倒在路侧，陈济棠对此感叹不已。

    上午7时，陈济棠抵达西环的码头，但出乎意料地见到两名日本宪兵持枪在岸边对上船的人搜身。于是，林绍荣在前，陈济棠随后，均未化装，俨如主仆。日本宪兵先搜陈济棠身，只见兴发祥名片一张和鸦片一盒，别无他物，以为是黑社会中人物，挥手而去。

    再搜林绍荣身时，拿走他20元港币后，也放行了。如此顺利过关，陈、林二人同样出乎所料。

    从日军枪口下逃生的陈济棠，急急与林绍荣走下小船离港。陈济棠后来得知，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日军即为搜捕他们所要捕获的人，而禁止任何人员从各口岸外出，真是大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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