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宦海沉浮（6）

    这三人都是狠将，且都是见过大场面来的，其实有着他们修炼得来的高级东西，如同一种艺术的境界。我与梅思平熟，与陈群不熟，但和两个都少往来，偶然相见了亦话不投机。我是凡见世人，即有一种亲近之意，可是梅思平陈群我与之当面亦不见其人，想要与他们玩玩亦玩不起来的。我有些不入他们的眼。只是我并无事情要与他们相共，他们亦没有事情犯到我手上，所以不曾发生冲突。我与周佛海倒是还可以倾谈，我且与罗君（指罗君强—∈者）相当要好，罗君亦是能吏。公馆派与周佛海派界限相当深，惟我不管这些，与周佛海本人近于要发生交情了，但是到底两路，我就着实斗了他一下，解除了他的特工，使李士群直接成了汪先生的人。[5]

    汪伪集团各派系中，胡兰成最看重这三人，事实上，汪伪政府时期，确也是这三人最是“能吏”，这段评价，除去他自吹自重的成分和死硬汉奸立场外，不失为是有相当见地的。

    周佛海、梅思平是汪精卫降日和平运动最主要的推动者和谋划者。最初，就是周佛海唆使高宗武秘密往日本联络的，在高宗武消极不被日方所信任时，则由梅思平替代高与日方谈判，“重光堂密约”就是梅谈出的结果，而后潜赴重庆交汪精卫，是为汪一切运动的最初蓝本。促汪“组府”，也是周、梅最为热衷。陈群的血腥手腕，陈群的学问眼光和所藏数万册图书以及陈的奢侈生活种种，都使他心仪心羡，当然，更令胡兰成首肯的，就是陈群在抗战胜利时的决不投降，一死了之。

    胡兰成办《国民新闻》，并没有能使他接近周佛海，反之却使他被解除了宣传部次长职，内里原因，应该与李士群摆脱周佛海转投公馆派、两人之间的争斗日渐表面化有关，直接的原因，则是《国民新闻》上刊出了攻击周佛海财政部的言论。

    此事前后经过是这样的：

    周佛海的伪财政部与日本签订了一个经济协定，上海《国民新闻》报上随即发表社论，谴责订立这一经济协定是丧权辱国，并公然点出周佛海的名字。社论不是胡兰成写的，是他请陶希圣的学生鞠清远写的。陶希圣出逃香港，陶的三个学生武仙卿、沈巨尘和鞠清远却没有追随陶，而是留在了上海，此后又参加了汪伪政府，武在宣传部任宣传指导司司长，沈在伪中央储备银行任副处长，鞠清远则当了伪国立师范学校校长。鞠清远写此社论，基本材料可能就得之于储备银行的沈巨尘。社论虽不是出于胡兰成之手，但与他的想法相合，他是《国民新闻》社长，经他签发，社论也就见报了。

    社论刊发当天，周佛海人在上海，一读之后大怒，第二天返回南京向汪精卫引咎辞职，周说：财政部是整个政府一部分，订立经济协定是无奈之事，胡兰成骂得句句有理，不能说不对，为顾全政府威信，他只有辞职。在周佛海蛮横要挟下，汪只得安慰周，然后下令免去胡兰成宣传部次长职。胡兰成此时人还在上海，林柏生写信给他说：汪先生因他是自己人才如此做的，要他回南京当面见汪说明。胡兰成回信说不去，听之任之。

    这就是胡兰成所谓他“斗周佛海”的全过程。

    这其实根本谈不上“斗”，谈不上地位对等的“斗”，他刚出手登了篇批评文章，周佛海只在汪面前假势抱怨了几句，他就被免去了官职。可见周佛海在汪伪政府中的权势熏天，胡兰成不是对手，周恐怕也从未认真的将他看作对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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