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从上海到香港（7）

    恐怕只有他自己会这么排，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将他胡兰成与这十个人如此并列排比的，因为无论就社会地位、政治资历或与汪精卫个人的历史渊源来看，他根本无法与前面其他人相提并论。这十人中有半数以上都担任过国民政府“特任官”级的部长，其他人则跟随汪精卫至少有二十余年的“革命史”。再说，汪集团头面人物事实上也不止十人。汪发表“艳电”后，来归者少是少，却不是没有，有从上海南下的禇民谊，禇是国民党中委，在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担任过行政院的秘书长，有前武汉警备司令叶蓬，有同样从重庆出逃来投的罗君强，而文化人中下水的第一个也不是他胡兰成，而是他的乡前辈樊仲云。即便其他人的投附在他上山下山之后，樊仲云总在他前面，因为樊与他一样，当时人就在香港，就在“蔚蓝书店”。樊仲云作为知名教授、著名文人，与前面十人排在一起，总胰他像样得多。所以，无论怎样数，也轮不到胡兰成排上“第十一个”。

    即便参加“和平运动”、做汉奸，也是需要地位、资历和功绩的，凡政治集团有政治利益在其中，概莫能外，胡兰成却是什么都谈不上，他微末到汪精卫两个秘书曾仲鸣、陈春圃到香港，他都见不上。他什么都没有，能做的也就是写文章，他是靠自己拼命写文章为汪精卫造势，才被汪夫妇注意和赏识的，直到两三个月之后，他才被陈璧君召见并加以抚慰，他见到汪精卫那更是半年以后的事了。

    无论胡兰成自己如何自视甚高，在汪集团中一班人看来，他实在只是个投靠的小文人而已，只是恰逢汪精卫“和平运动”，才因缘时会靠卖力写文章为汪造舆论才一下子发迹起来的。

    且看陈春圃的回忆：

    最后，不用说要数到香港《南华日报》的一群被豢养多年的“忠实信徒”。在这一小撮人中突出的一个是胡兰成。他当时以“流沙”笔名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一连串的谈和战问题的臭文章为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张目，即以此为垫脚石，后来做过地位相当高的伪官，如伪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等，又当过汪伪特务所办的机关报——上海《国民新闻》的总主笔。[12]

    且看罗君强的回忆：

    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一向销路不佳，仅靠体育新闻来搞点收入。自当了第一家汉奸报纸之后，香港闻人甚多，是为了看汉奸消息而看《南华日报》的。《南华日报》有一个小编辑，浙江人胡兰成，原在内地当过初中教师，是一名托洛茨基派，逃亡香港谋生。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后，他忽然大谈汉奸理论，连续发表文章。林柏生就用他的文章充社论，其中“战难，和亦不易”一文，极为陈璧君所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支薪水六十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狠狠地责备了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受此训斥，大为惶恐，马上升胡兰成为主笔，加大薪水，送他上医院治眼病。由于陈璧君的推荐，汪精卫也加以青睐，后到上海赐以“中央委员”头衔，在行政院宣传部当次长。[13]

    陈春圃、罗君强两文都是在大陆解放后被囚于狱中时所写，行文上自不免有所顾忌，带有迎合的倾向，个别地方也有出入，但基本事实是不会错的。陈春圃出身富家，担任了汪精卫二十余年机要秘书，汪伪政府后期曾担任广东省主席；罗君强原是国民党军委会少将，在蒋介石侍从室任秘书，汪伪政府后期也出任“特任官”级的安徽省主席。从两人的讥诮不屑语气中，明显可看出汪伪集团这批头面人物当年对胡兰成的观感了。如果他们知道胡兰成自己私下排定的“第十一个”的说法，不知该如何嘲笑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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