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从上海到香港（5）

    所有这些降日求和、与日方在香港和上海的秘密幕后活动，除林柏生外，“蔚蓝书店”那批人并不与闻，胡兰成那辈下层职员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胡兰成仍是在《南华日报》写应景文章，同时在“蔚蓝书店”兼差帮忙，“助编”国际通讯、国际周报。地位虽然不高，但这一经历对他却不无好处，使他得以熟悉国际政治和国际历史问题，以后，分析国际形势成为了他的“强项”，他所写有关国际形势、世界力量的对比变化等等的时事评论，占了他整个文字的相当大一部分，而且，这一“强项”几成了他的嗜好，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临终。

    “蔚蓝书店”内繁忙一片，又是编国际通讯、国际周报，又是开国际问题座谈会，给汪、蒋呈写报告，出版国际问题丛书。可对周围这批同仁的见识文章，胡兰成却瞧不太上，当时他唯一佩服的是以“乔木”为名所写的国际时评。胡兰成是有眼力的，“乔木”就是中国内“两乔木”之一的“南乔木”乔冠华，乔是德国留学生，对欧洲各国情况熟稔于心，“乔木”的国际时评在当年香港风行一时，尤其是对当时欧洲政治、外交的分析以及战争趋势的预测人人争睹，其见识和眼光远高于“蔚蓝书店”那辈人。

    地位卑微且又自尊自傲，林柏生这些有社会地位的人，胡兰成自然不去接近，就是报社同事他也来往不多，与“蔚蓝书店”那批人同样无甚交往，其中他只和樊仲云比较亲热，主要因为两人是同乡，樊也是嵊县人。樊仲云叫他兰成，他却不敢造次，仍叫樊先生，他对樊仍是拘谨的。樊仲云虽只长他四岁，却早有名声，是所谓“保卫中国文化十教授”之一，又是知名文人，日本厨川白村那本著名的文艺评论《苦闷的象征》即出于樊仲云之译，译本出版后，当年曾在新文学青年中称誉一时，胡兰成尚在读中学时就已知樊的大名，自然不敢妄攀亲近。他的住家在香港岛薄扶林道学士台，周围邻居有杜衡[4]、穆时英[5]、戴望舒[6]、张光宇[7]、路易斯[8]等人，但他们也都是成名作家、画家和诗人，其中他只和杜衡玩玩，其余人也不多搭讪。闲常时光，他只带着孩子在香港街上走走，去海边看看风景。

    林柏生、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的秘密活动胡兰成虽然不与闻问，但他不会看不出这些人的穿梭奔忙是为那般，可他完全被隔于局外。报社的文章仍在写，“蔚蓝”的事情也在做，却不被谁看重，薪金仍是可怜的六十元港币辛苦度日。他此时是连甩手不干的退路都没有，既无旅费回上海，回上海仍是无出路。他是进不得，也退不得，被困在了香港。

    直到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段日子仍是牢骚满腹，他觉得自己就“像《易经》里的‘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未嫁女子的身份未定”，他埋怨林柏生当年大约内心当他是吕布，如陈登对曹操言所谓：“明公养吕布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飏去。”更伤他自尊的是，可能林柏生当年甚至还未将他如董卓对吕布那般看重，而是完全无视。

    如此一年，胡兰成转机发生。

    1938年年底，依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方密约，汪精卫一行先重庆而昆明、再昆明而出逃河内，日本于12月22日发布《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12月29日拟就响应日方的电文，由周佛海等人携至香港，发表于《南华日报》，公宽明对日求和态度，此即为著名的“艳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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