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做事做绝，不留后路（8）

    当然，这不过是托辞，不杀曾静的真正原因是要留下他现身说法，称颂雍正的恩德，为雍正帝做宣传。

    “出奇料理”的第二招是对吕留良、严鸿逵等人从严处罪。

    吕留良继承先儒“华夷大防”的思想，在其著作中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把元灭宋、清灭明看做历史上的大灾难。他记述南明永历帝在缅甸被俘递解回国时，满、汉官兵都倾心下跪；处死时“天地阴霾，日月无光”，百里以内的关帝庙都遭雷击。他的笔下称清朝为“清”“北”“燕”“彼中”等，而不使用“大清”“圣清”“国朝”等词。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严鸿逵等人也仇视清朝，严鸿逵在他的日记中别有用心地记载灾异，以此来咒骂清朝。

    针对这种大逆不道的思想，雍正帝来了一手狠招，他命令各省学臣就吕留良该不该照“大逆”律治罪这一问题，向所有读书的生员征求意见，生员必须就这一问题明确表态，向学臣出具结论，再由学臣汇总上报。同时规定：如果生员还有别的话要说，可以自行出具呈文独抒己见，交学臣转奏。这样做，名义上是说要听取天下公论，征求公意，实质上借天下人之口声讨吕留良。征求公意的结果正如雍正帝所想，全国的读书人一致拥护照“大逆”律治罪，没有一人有异词。雍正帝于是大开杀戒，诏曰：

    “吕留良、吕葆中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留良诸孙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折银充本省工程费用。”

    “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及崇拜吕留良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一人受杖责，四人免刑释放。”

    更让人奇怪的是雍正对吕留良的文字著作的处理，诸臣提议禁毁吕留良的文字著作，礼部侍郎钱以垲甚至提议禁毁天下所有私蓄家刻之书，雍正帝不同意，他认为书是禁毁不尽的，不如留给后世辨别是非真伪。后来，“理学名臣”朱轼等人对吕留良的《四书讲义》和《语录》作逐条批驳，请求印发学校，雍正帝应允了。

    由上可知，雍正处理曾静投书案时，用了两种固权手段，一是谋反重犯免罪，思想“教唆犯”处重罪，“反面教材”印发全国大做宣传；二是对吕留良定罪量刑之前先广泛征求士人意见，在全国掀起声讨的浪潮。

    雍正帝一朝的文字狱重点打击两类人，第一类是标榜“华夷之辨”，宣扬反清排满思想的人，上文讲的曾静案就属这一类；第二类是攻击雍正帝本人或其父祖的人。下面列举两个案件。

    清风明月案。

    徐骏是雍正初年任过刑部尚书的徐乾学的儿子，江苏昆山人，康熙末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人自幼佻达、狂躁，业师周云陔督责严厉，竟被他毒死，因而得“药师佛”之号。他做官后本性不改，到处结怨，因作诗有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怨家指控为思念明朝，毁谤雍正帝本人。执法官按照“大不敬”律将徐骏处斩，诗稿焚毁。时为雍正八年（1730年）。其实，徐骏并无反清思明的意念，“清风”“明月”不过是套用诗家陈词而已。

    邹汝鲁《河清颂》事件。

    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河道总督齐苏勒、漕运总督张大有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省巡抚相继奏报黄河水清。因为民间向来传说黄河水清是圣人出世、圣人在位的瑞兆，雍正帝听到奏报后喜不自胜，给知县、参将、主事以上的文武官员每人秩加一级。太常寺卿邹汝鲁想乘机表忠心扬名声，便效法刘宋时的鲍照作了一篇《河清颂》献上去。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这句，原不过是套语，意思是说皇帝实施新政，天下风俗都变好了，所以有河清之瑞。没想到雍正帝阅罢大怒，说他自即位以来，事事效法皇考，恪守旧章，没有做丝毫改弦更张之事，责问邹汝鲁所谓“旧染维新，风移俗易”，“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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