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续编（10）

    同时我认为创办报纸是另一种教诲民众的手段。因此我经常从《旁观者》杂志和其他作者那儿摘选一些道德箴言刊登在我所办的报纸上。有时候我也发表一些自己的短文，这些小东西原先是为在讲读会上讨论撰写的。其中有一篇是关于苏格拉底的对话录，旨在证明一个人无论他的才华能力如何高超，只一认为道德沦丧，就说不上是个明事达理的人。另一篇是关于自我牺牲的谈话，指出道德只有在成为顺乎自然的习惯，不受与它相反的癖性的干扰时才算牢固。这些文章大约可以在１７３５年初的报上找到。

    我在编辑报纸过程中，特别注意删除来稿中那些可能被认为是诽谤或者人身攻击的言辞。正是这样的东西在近年来成为我国莫大的耻辱。有人怂恿我刊登这一类东西时，还有的作者替自己辩解说这是出版自由。他们希望报纸能够像公共马车一样，任何人只要付车费，就有在上面占一个位置的权利。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这样答复他们：如果他同意，我完全可以另行刊印，并且按照他的要求印多少都可以，不关须由他自己发行。这样我就没有散布诽谤的责任。因我已跟我的订户有约在先，刊载的文章必须是一些有益或是有趣的东西，那我就不能在报纸上刊登与他们无关的私人口角。假如我这样做，对他们显然是不公道的。

    可是，现在有一些出版商为了个人的一时利益而毫无顾忌，甘心去迎合某些人的险恶用心。这些人肆意毁谤我们中间一些品德最优秀的人，挑拨是非，甚至引起决斗。有些出版商办报极其轻率，甚至刊登极为恶劣的诋毁性文章，对邻国政府乃至我们友好的盟国进行粗鄙的谩骂，这种举动会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我提起这些事情，是为了告诫那些年轻的出版商，千万避免发生这类不名誉的事情，败坏出版界的风气，使他们的职业蒙受耻辱。他们应当坚决地拒绝这种要求，因为他们可以从我的这个先例中看出：这样去经莹纸，从整体来看，并不会对他们的利益造成什么损失。

    １７３３年，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需要一位印刷工，因此我派遣了一名技术工人前往。我跟他签订了一个合伙合同，由我提供给他一架印刷机和一些铅字并承担１／３的费用，由此，我也将获取其利润的１／３。这个人很有学识，为人诚实厚道，但不懂会计。虽然有时候他汇款给我，但是我不能得到详细的会计报告，在他生前我一直未了解合伙经营的状况。在他死后，他的遗孀继续经营管理印刷所的事务。她在荷兰生长，据说在那里，会计知识是妇女教育的一部分。嘶但对以往的收支做了一个尽可能清楚的报告，并且以后每季按时寄来十分精确的账目。她把这份印刷生意经营得相当成功，不但十分体面地把一大群孩子养大，而且在我们的合约到期时从我这里买下这份产业，作为儿子的安身立业之本。

    我讲这件事的目的主要是想指出：对于年轻妇女来讲这样的教育很可能胰音乐和舞蹈更有益处。掌握了这样的技能，即使万一守寡，也不致受到奸诈之徒的欺骗而蒙受损失，或许她们还能够继续经营有利可图的生意，直到她们的儿子长大继续经营这门生意，使其在事业上的地位稳固、家境富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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