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之中（1）

    少年时期的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出农村，到城市里面找口饭吃。当时，农村孩子想走出去无非有两条途径：读大学或当兵。但这两条路对兄弟俩而言都不现实，他们不得不寻找另外的出路。

    对于当时的很多潮汕青年来说，还有一条冒险的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偷渡去香港或澳门。根据《南方周末》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显示：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虽然远高于广东全省农民人均年收入的77.4元人民币，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13000港元相差有百倍之巨。正是这种生活条件的巨大差距，加上当时港英政府对偷渡者的人道主义宽待，让广东省当时的偷渡现象十分严重，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但是，黄家显然接受不了这种可能要用生命为代价做出的冒险行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政策还处在探索试验阶断，一切还不是很明朗，但“地下经济”却已经冒着随时可能“踩雷”的危险蓬勃发展起来。广东开风气之先，很多当地人都投入了经商的浪潮之中。根据《中国1978-2008》一书提供的资料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发展到590万户，比上一年增长了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长133.4%。而这种快速增长，跟1984年初邓小平的第一次南巡有直接关系。也正是在这一年的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全面改革开始了。

    从小把野心如硝药一样封存在心里的黄光裕，还未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之中。1985年，黄俊钦和黄光裕怀里揣着家里千方百计筹措来的4000块钱，开始出来闯天下。那一年，黄俊钦19岁，刚刚高中毕业，黄光裕16岁，连初中都没读完。黄光裕跟着大哥第一次去内蒙古，是1985年的10月10日。

    那是一个由喇叭裤、蛤蟆镜、电子表和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充斥的年代。1985年这一年，几乎所有的大人都在为一个叫阿信的日本女人的命运揪心，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为第一次来到北京、广州演出的英国“威猛”乐队癫狂，几乎所有的小孩子都在故作成熟地模仿日本小和尚一休想问题时的模样，而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要为生存奔赴遥远而陌生的北方。

    刚开始做的是倒卖电器的生意。兄弟俩背着大旅行袋，装满了收音机、电子表之类的东西，从广东背到北方去卖。当然，有时还倒卖非常紧俏的电视机。那时做这种生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倒卖商品在当时还是属于“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是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所以她母亲在家里成天提心吊胆，害怕两个儿子出事。

    不幸的是，担忧后来变成了事实--大哥黄俊钦不久便出事了。那次是在呼和浩特，黄俊钦和另外一个人带了2000块钱左右的货过去卖。也很凑巧，那个伙伴当天突然得了急性肠炎，跑到医院看病去了，结果警察把黄俊钦一个人给逮住了。警察指着那堆东西问黄俊钦，这些货是谁的？黄俊钦沉默了片刻，承认货都是自己的，一个人全部顶了下来。后来，东西被没收，人也被扣押起来。父母亲在家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明明相隔千里，仍然费劲全力到处托人疏通关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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