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本一文臣，但他死后，清廷溢以“文襄”。据《钦定大清会典》称：“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咸丰三年（1853年），上谕更明令大臣武功未成者不得谥“襄”。晚清重臣中，以“文襄”谥者仅左宗棠、张之洞二人。①左氏戎马一生，以“文襄”谥，顺理成章。而之洞以一文臣而获此谥，有人曾表疑问。其实，张之洞一生，于国防军事颇多建树，在改革军制、抵御外侮、修整军备、提高军队战斗力等诸多方面实绩彰著，故以“文襄”谥，虽不足全面概括张氏，却也言之有据。

    张之洞自道：“弟儒家者流，岂知兵者，特以外任十余年来，防海防江，迫于职守，不能不从多年老兵，他邦客将询防考求”①。可见他是在出任封疆大吏，而又面对外侮日迫的情势下步入研讨军事之途的。如果说在抚晋之前，他于军事尚处外行隔膜之状，那么在督粤参与对法作战之后，他为疆臣职责所迫，极力讲求军事，逐渐登堂入室。他于督粤任内的一份电报中说：“惟疆臣之职，一在用兵力以相慑制，一在结民心以固藩篱，一在考地理以资折辩”②，表明他于军事方面的初步认识。在此以后，张之洞“即以军旅之事，无一仰给于人为志”③，督鄂十七年，编练新军，自制枪炮，建成当时国内一流水准的近代陆军部队，成为全国编练新式军队的楷模。

    张之洞晚年曾自白：“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④。从“岂知兵者”到潜心“身心性命之学”，张之洞由军事外行逐渐成为“知兵”大员，其军事思想相当丰富，留给后人一份可资借鉴的遗产。

    ①清初及清中叶谥“文襄”者，如洪承畴（1593—1665）、舒赫德（1710—1777）、福康安（？—1796）、明亮（1736—1822）、长龄（1758—1838）均有武功，文臣谥“文襄”的则有靳辅（1633—1692）、于敏中（1714—1779）。

    ①《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致袁慰庭。

    ②《全集》，卷一百二十八，电牍七，致东兴邓钦差等。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5页。

    ④《全集》，卷一百八十八，电牍六十七，电梁盐道。又见《张文襄公治鄂记》第65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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