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诸侯各国的兼井战争中赢得胜利，必须进行一些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这是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在战国中期孙膑生活的时代，有不少国家已经进行或正在着手这一方面的变法改革。魏国自公元前445 年魏文侯即位后，就任用李悝为相，同时任用乐羊为将，吴起为西河郡守，西门豹为邺县令，进行了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使国力大增，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赵国自公元前408 年赵烈侯即位后，也任用牛畜、荀欣、徐越等贤才，对国家的选拔人才、处理财务、军事训练等制度进行了改革。楚国在公元前390 年左右，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他革除特权，精简官吏，用节省的开支供养"选练之士"。经过吴起变法，楚国也强盛一时，连续在对外战争中取得大胜。韩国在公元前355 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为相，对官吏的任免、考核、赏罚等方面作了不少改革，使国内大治，诸侯不敢来犯。秦国在公元前356 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开始进行变法，其内容之广泛深刻，更是人所共知的。在这样各国都在变法图强的时刻，孙膑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他在初见威王时就指出，要想在当时的兼并战争中取胜，制服不从王命的诸侯国，"[非]素佚而致利也"（《见威王》）。他告诫威王不能"素佚"，除了应该用兵"战胜而强立"外，当也包括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增强国家的实力，保证用兵作战的顺利进行。在经济上，孙膑提出改革的目标就是"富国"。当时的齐国是游说的文人学士荟萃之地，有稷下学宫作为如何治国的百家争鸣的场所。齐威王渴望得到"强兵"之术，曾向各派学者征求改革的措施：有的学者教"以政教"，即实行仁政、对民教诲，这可能是儒家一派的主张；有的学者教"以散粮"，即把粮食散发给穷困的民众以示"兼爱"，这可能是墨家一派的主张；有的学者教"以静"，即不烦百姓，"无为而治"，这可能是道家一派的主张。孙膑对于上述各派主张均表示异议，认为"皆非强兵之急者也"。那末，什么是强兵的急务呢？他的回答是："富国。"（《强兵》）因为"富国"，就可以有充分的财力、物力来供应战争的需要。他十分重视物资供应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见威王》）；"积弗如，勿与持久。"（《五度九夺》）这里所谓的"委"、"积"，都是指禾谷、柴草等军需物资的积累。委积充足，攻有威力，守能强固：反之，难以持久。孙膑对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如何能使国家有充足的委积而富强起来呢？孙膑认为："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休民。"（《篡卒》）这就是说，作战结束要迅速归去，回乡从事生产；不能滥用民力，要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这样，物资就会丰盛，国家就会富强。

    上述用"亟归"、"休民"的方法，以达到"委积"丰厚，从而成为"富国"的主张，显然是从他的前辈孙武以及李悝等法家的改革措施中学来的。孙武曾赞扬晋国的赵氏制田宽，赋税轻，设官少，"主敛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下编《吴问》）。这实际上就是要放宽政策，减少干扰，让人民努力生产，从而使民众富裕，国家巩固。孙武还叙述过黄帝在攻代东南西北"四帝"时，都"休民、[艺]谷"的历史经验（同上书《黄帝代赤帝》）。这些经验，都为孙膑所继承，成为他提出"富国"主张的借鉴。魏文侯时，李悝"作尽地力之教"，认为"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当作斗）；不勤，则损亦加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汉书·食货志》）他教育人民精耕细作，增加生产。如果每亩增产三斗（约合今3 公斤），那末地方百里，有600 万亩耕地，就可增产粟百八十万石（约合今18000 吨）。这可是个"富国"的好办法。此后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制订了许多富国的措施：如他奖励耕织，规定："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除徭役）；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设入官府力奴隶）。"（《史记·商君列传》）他又主张精简官吏，减轻赋税和劳役，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指出："官属少，（则）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商鞅还扩大亩制，把原来的"步百为亩"改成"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通典·州郡典·雍州风俗》），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孙膑"富国"的主张，虽没有提出像李悝、商鞅那么多具体的措施，但它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

    在政治上，孙膑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得其民之心"（《八阵》）。他认为："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兵失》）所谓"得民心"、"合民心"，也就是要"人和"。他论述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月战》）为了得民心，做到"人和"，孙膑还强调：要"敢去不善"（《篡卒》），即革除一切不合民心的官僚作风、经济政策、政治制度。上述要求"合民心"、做到"人和"的主张，与孙武"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的思想很相类。当时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在健全法制，惩治贪官污吏。齐国在威王执政时期，曾对祸国殃民的阿大夫处以烹刑；在邹忌的主持下，又"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孙膑主张"敢去不善"，他对当时整顿法纪和吏治的改革必然抱着支持的态度。因为只有进行这样的改革，才能"得民心"，达到"人和"的目的。

    在军事上，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孙膑更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

    首先，他认为带兵作战，必须赏罚严明。他论述说："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赏罚）可以益胜。"（《威王问》）他一再强调，军队要取得胜利必须"明赏"（《篡卒》）.反对"赏高罚下"（赏高贵者，罚低贱者）的作风，指出这样做的后果，会使"民不听其令"（《奇正》）。其次，他认为将官和士兵，必须经过审慎选拔。他申述："用兵移民之道，权衡也，权衡，所以篡（选）贤取良也。"（《行篡》）这里的"权衡"，是指秤砣和秤杆，比喻衡量事物有一定的标准：文中的"选贤取良"，则既对士兵，也指将官而言。显然，经过用一定的标准选拔的贤良的官兵，这样组成的部队才有坚强的战斗力。再次，他认为军队一定要有严格的法制。他指出："其勇在于制。"（《篡卒》）这里的"制"，当包括军队的组织、纪律、训练、任官、财用、后勤、作战等制度。在《陈忌问垒》篇中，就记述了马陵之战时所规定的许多"制"和"法"。不言而喻，有了严格的法制，军队才能奋勇作战。最后，孙膑还主张对于将官和士兵，都要"明爵禄"（《杀士》）。有功者就升迁，有罪者就下降。这对于提高官兵的作战积极性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当时各国都在军事制度上进行改革，如赵国的荀欣，强调"选练举贤"（《史记·赵世家》）。商鞅变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史记·商君列传》）；他还制订了详细的爵级，"凡二十等"（《后汉书·百官志五》刘昭注引刘劭《爵制》）。这些改革措施，与孙膑在军事上的改革主张互为呼应，代表了当时的历史趋势。

    从历史记载来看，孙膑为了富国强兵而提出的上述各种主张，其大部分是得到了实行的。故司马迁说：&quot;当是之时，??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quot;（《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孙膑在世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齐的国势强盛，在对外战争中屡获大胜。除孙膑亲自指挥的桂陵、马陵二次战争外，公元前325 年，齐国攻赵，&quot;邯郸之师败逋，获（赵将）韩举，取平邑、新城&quot;（《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公元前314 年，齐国乘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因而发生内乱之机伐燕。齐军进展神速，&quot;五旬而举之&quot;（《孟子·粱惠王下》）。公元前301 年，齐国派匡章与韩、魂一起攻楚。匡章经过调查研究，用计以练卒夜袭楚人，&quot;果杀（楚将）唐蔑&quot;（《吕氏春秋·处方》）。直到公元前286 年齐王灭宋，齐的国势一直很盛。故《孙膑兵法·强兵》篇所附的残简中有云：&quot;此齐之所以大败燕&quot;；&quot;此齐之所以大败楚人，??擒唐蔑也&quot;；&quot;大败赵&quot;；&quot;[此齐之所以大败宋]人于桑而擒汜皋也。&quot;这些议论，很可能出于孙膑弟子之手。它说明齐国在上述许多战争中之所以能取得大胜，与孙膑主张的富国强兵的改革在齐国得到实施，是有很大关系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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