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行改革惹人怨，年迈体弱不竞天；

    秋风萧瑟吹枯叶，将军英明永垂年。

    1969 年4 月20   日，即举行公民投票前七天，戴高乐将军在爱丽舍宫小礼拜堂，参加了由他的侄子弗朗斯瓦·戴高乐神父主持的弥撒，仪式结束之后，他在私宅接待了他的儿孙们。戴高乐对他们说：“我知道这次公民投票要失败。从德斯但声明不赞成公民投票法那时起，我就知道肯定要失败，我将失去独立派的票！”

    有人要问：戴高乐明知失败为什么还要举行公民投票：他其实没有必要使自己陷人遭人民公开拒绝的窘境；在过去风云激荡的十年中，他一直统治着人民。如果他不怕被人指责藐视议会程序的话，他本可以利用戴派的多数使他的建议获得通过。

    不过，戴高乐有他自己的考虑。

    1969   年4 月，戴高乐已是79   岁的人了。他对朋友和亲属早就透露，他需要六年的时间来写他当政时期的回忆录。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正常的程序和法学家们的建议比平时更不耐烦，他年事已高，傲慢日甚，即使他真在投票中胜利了，他也不见得会任职到第二个任期届满。

    戴高乐的儿子海军少将菲利普透露，如果他父亲取得胜利，戴高乐也打定主意，要在80   寿辰以前退休，以免遭到贝当元帅一样的命运，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在公民投票中会遭到失败，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他的传记作者克罗泽说：“戴高乐对于做戏的兴趣丝毫未减；他宁愿在一个有声有色的失败后立即辞职，而不愿随着时间的消逝平淡无奇地走下政治舞台。他的这种选择确实有点英雄气概，这正是他的一个特色。至少可以说，他是明知不可为，却有勇气试一试。正如登山运动员在一座无法攀登的山峰面前面临失败一样，他在政治上的自杀也是壮丽的。”

    戴高乐引退之后，决定不参预任何与官方有联系的活动，不愿意同现任部长们通信谈论“国务”问题。他无论如何不愿给人这样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似乎他在“幕后操纵”，按照将军喜欢用的词汇来说，他“退休了”。因此他永远不再干预公务，除非因国家制度和重大的政治抉择引起争执，或者遇到有人想利用他来掩护他所不同意的行动这种特殊的情况。他说：“我很清楚他们会另搞一套！但他们别想借我的名义来干这件事。我已经不再继续工作了。当然一切都两佯了。这将是他们的事。”当戴斯克里安上校在戴高乐面前提起过去经常把将军纠缠不休的问题时，将军对他说：“那么，请答复和你交谈的人：目前发生的事情已经同戴高乐将军不相干了，他完全是局外人，同这一切完全脱离了关系，说他除了他的回忆录外，别的什么也不考虑了！”

    在公民投票刚一结束，戴高乐就来到了科龙贝拜访的前助手们面前，他偶尔流露出满意的心情，即离职已经“成功”。他表示自己服从历史对他的引退所作的判断。他对博兰古说：“总该有结束的一天。我也该下台了。要善于下台！你要承认，这样离职很好。我在历史面前作了一个很好的退场，因为我把全国的注意力吸引到‘参与管理’法国前途的问题上来了。”周围的一些人对此随声附和，说：“你的引退是高尚的。这同你的杰出身分，同你的光荣历史是相称的。”

    事实上，戴高乐是故作镇静。他最喜爱这样的论点：“好吧，不错，我是被击败了。但是问题也清楚了，不必犹豫了。”他补充说：“我当时有必要弄清楚，法国人民是否还想作一次努力，是否愿意同我站在一起开始一个‘参与管理’的阶段。我被击败了，我下台了。他们没有追随我。国家解除了我对它的义务。然而，这次否决我的公民投票是1968   年5   月事件自然的结果??区域改革是我能为法国效力的最后一件事。现在我已无事可做，只能写我的回忆录，对我来说，这将是我能力法国效力的唯一方式！”

    后来，戴高乐苦闷的心情常占上风，4   月3q   日，他对一个晚辈说：“他们没有否决戴高乐。他们否决了奋斗。他们选择了不再奋斗的道路。他们选择了当小民族的道路。我将是最后一个试图有所作为的人。既然他们已不愿进行改革，何必再让戴高乐领导法国人呢？为了日常的例行公事，他们不需要戴高乐。”他还补充说：“我发现反对我的还是那些人，即被勒令闭嘴的那帮人。”“我相信未来是不由凡人掌握的。”此后，他还是不断重复这样一句话：“如果上帝假我岁月！”

    4   月28   日中午，阿兰·波埃以参议院议长的身分接任共和国临时总统。戴高乐的所有部长都保留原职，只有勒内·加比唐一人除外。因为加比唐曾声明，即使给他代理总统的职位，他也不愿在波埃手下工作。戴高乐哀伤沉默。在戴高乐离职不到48   个小时，乔治？蓬皮杜宣布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当总统候选人，他没有向戴派人土征求意见，但是他确实给戴高乐将军写了信，其要旨并不是要求老头子同意他的行动，而是请他不要干预其事，他说他决心使戴高乐主义长存不衰。出乎一些人的意料，戴高乐立即复信，并祝他成功。

    戴高乐离职后，拒绝领取作为前总统应该享有的年金。他对金钱从来不感兴趣，再说他依靠稿费和自己在法国农场的收入足够生活的了。戴高乐从国家接受的唯一东西，就是武装部队拨给他的、坐落在布雷特尔大街的一座不大的平顶房屋。房屋里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挂有生丝挂毯，摆着一张红木办公桌。他收到了从法国各地寄来的大量信件，他亲笔回了其中的一些。

    戴高乐决定在总统竞选期间离开法国，免得蓬皮社为难。作为对戴高乐的最后一次效劳，谢瓦勒里极端秘密地作好一切安排，让他们夫妇去爱尔兰度假。德姆维尔给他们提供了一架专机——神秘一20。5   月10 日，星期六清晨，飞机在圣迪齐埃空军基地降落。它的驾驶员先得到的命令是：等候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并把他带到一个没有详细说明的目的地。当日上午10点50   分，神秘一20   飞机在考克机场着陆，从舱里走出了神秘人物。爱尔兰共和国总理约翰？林奇在那里迎接前总统戴高乐。将军夫妇从下榻的苍鹭湾饭店可以观看海景。他在新的孤独生活里竟奇妙地感到十分自如。不久，这位法国巨人和他那不爱抛头露面的妻子在爱尔兰农村散步的照片就登载在全世界的报刊上了。

    在巴黎，法兰西代总统阿兰·波埃，风度翩翩，一下子成了法国深受欢迎的人物。有一个阶段，民意测验结果说明，他甚至比蓬皮杜更得人心，然而在6   月1   日的第一轮投票中，蓬皮杜轻而易举地领了先，获得了法国本上选票的43.3％。第二名是彼埃，占23.42％。第三名是候选入雅克？社克洛。

    戴高乐在苍鹭湾饭店包订的时间是一个月，但他早就住得不耐烦了。5月23   日，他搬到北部的卡舍尔湾。6 月4   日，贝尔纳？特里科到卡舍尔湾来看望将军。与往日一样，待里科和戴高乐详细地分析了选票的数字。他这次离开竞选场虽属自愿，但是这种失意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安。特里科走后，戴高乐和他的随行人员到肯马尔伯爵的侄女比阿特丽斯？格罗夫纳夫人的家里作客。他在那个庄园的一座小农舍里，等候着6   月15 日第二轮总统选举的结果。蓬皮杜正式被选为共和国总统，获得1100   万张以上的选票，占总票数的58.21％，但仅是全部选民应有票数的37.5％，因为弃权人很多。波埃的票数将近800   万张。戴高乐没等看到最后结果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上午他给新总统发了一份电报，完全表明他真实的意思：“由于国家和个人的一切原因，我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1969   年6 月19   日，戴高乐回到了科龙贝，安居下来写他的《希望回忆录》。法国外交部为他提供了帮助，给他配备了一个由皮埃尔一路易·布朗领导的研究班子，从那时起，戴高乐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建立他这座最后的文字纪念碑上了。6   月20   日，蓬皮杜总统迸选雅克·沙邦一戴尔马担任总理，这样就实现了戴尔马洋洋自得的预言。新内阁不包括马尔罗和德姆维尔，这些人都访问过戴高乐。戴派左翼人士勒内？加比唐已被罢官，失去官位的还有即将卸任的教育部长富尔。“合作”的政策显然已“寿终正寝”了。

    尽管戴高乐继续保持沉默，但是从科龙贝投射出来的巨大身影使他的“继承者”望而生畏。他会不会再插手政治呢？很多人在1969   年秋冬至1970   年对此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有人认为，如果蓬皮杜在对外政策上的步子迈得太快，例如立即向英国敞开欧洲的大门，那么戴高乐只要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批评总统，就可以把政府搞垮，快到9   月底时，有消息说，将军将从10月份开始迁入他在布雷特伊大街的一所平房里。一时人心浮动，有些人感到恐惧，有些人则产生了激动的期待心情。不过“叛徒们”无须惊慌，信徒们也白白高兴。戴高乐并不想插手政治。

    戴高乐在撰写回忆录的余暇，还没有放弃出国旅行的嗜好。1970   年6 月3 日，他去西班牙旅行。6 月8   日，他在马德里郊外的豹宫与佛朗哥将军一起进餐。戴高乐即使在国外旅行期间，也没有中断他继续撰写和修改书稿的工作，然而，他的回忆录最终没有写完，第一卷《复兴》写的是1958—1962年的事，于1970   年出版，并立即成为畅销书。第二卷《努力》，只完成没有标题的两章。戴高乐在给皮埃尔一路易？布朗的一封亲笔信中写明第二卷将有七章，其中两章写政治，两章写经济与社会，两章写外交事务，最后一章写哲学。在最后一章中，戴高乐计划对法国、欧洲和世界作出评价。原计划还有第三卷《终点》，要写1966—1969   年的事。

    如果戴高乐将军在访问西班牙一年之后还健在的话，那么，1971 年6 月18 日那天，他就会身在中国，1970 年3 月2   日，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致函将军，第一次提到中国之行的可能性。他在信中这佯写道：

    “我过去由于你本人同胡志明主席的会见没有能够实现而感到遗憾。胡志明在他的遗嘱里清楚地表明，如果假以岁月，在他的祖国解放以后，他愿到各友好国家致谢。这次会见如果实现，那将是一桩非常伟大的事情，也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多么好的精神补偿！唉！死亡竟破坏了这样伟大的事情。

    “现在还健在。你所谈论的关于中国的一些思想，从本质上接触到这个国家的命运问题。中国人总是带着钦佩的心情同我谈到你。有一天我告诉周恩来先生说，我在这里，在北京，曾接到你的信。当时他停下脚步来，默然不语，然后，他对我说：‘我们对戴高乐将军怀有最大的敬意。你能替我把这话告诉他吗？’在巴黎，中国大使去年11   月曾向我表示，他曾三次试图获得访问你的机会。他很惊奇，作为自由法兰西老一辈人，我自己竟然没有要求去看您。

    “有一件大事可做，我的将军，对于法国，对于历史，是一件大事；对于未来，对于保持我国的光辉形象，也是一桩大事。这个行动从现在起会使我国处于未来局势的中心，而且历数十年不衰；这个同您相称的、永世不忘的行动，世界上只有您能够既明智又自由地完成：这就是远行中国。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我的将军，这就是我久久下不了决心对你说，最后还是决定对你说的话？？”

    戴高乐将军对中国怀有良好的情感。他称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家”；他说中国人是“真正的人，自豪的人”。他对新中国的领导人和解放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十分赞赏，他说，“只有才具备必要的威望，使某些重大的事业得以在中国完成，也只有他的领导才能使中国从当时的不发达和无政府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戴高乐希望来到北京后，看看长城，访问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再到古都西安，然后还要到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访

    问，他称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是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家。然而，命运之神，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最终没有完成访问中国的宿愿。

    1970   年11 月9 日，戴高乐由于心脏病猝发去世。仅差两个星期，他就整整80   岁了。他死前并没有任何疾病和不适的迹象。他在逝世那天，还像往常一样撰写回忆录。

    大夫经过简短的检查，诊断为动脉瘤引起胃动脉破裂，将军不省人事，就是由于动脉突然破裂。他的面容在几分钟内变得很苍白。双手也同时发白，据大夫说，将军没有痛苦，而且不知道自己要死。

    戴高乐夫人始终保持着镇定，很能控制自己，她一刻也没有失去理智，抑制着悲痛，并且立即面对她应该独自处理的那些问题，因为她的儿女没有一个在身边。她要若盖神父打电话给在巴黎的布瓦西厄将军，向他宣布将军之死，并请他通知菲利普？戴高乐。这位教士只对布瓦西厄说：“你的岳父刚刚离开我们？？”

    蓬皮杜总统于次日早晨8   点半得悉此事。中午，他向法国人民做了如下的广播讲话：男女同胞们：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

    1940   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 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   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值此举国哀悼之际，让我们当着悲痛的戴高乐夫人和她的儿孙之面向他鞠躬致敬。让我们估量一下感激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11   月10 日，爱丽舍宫发布了将军关于他的葬礼的遗嘱。这遗嘱早就写好了，从来没有改动过。事实上它见于1952 年1 月16   日戴高乐亲手交给蓬皮杜的一封信里。信是密封的，砚定在他去世后才许启封。现在启封的时间到了。信中写道：

    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

    我的坟墓必须在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

    葬礼要由我的儿子、女儿和儿媳在我的私人助手们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困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武装部队的身分正式参加，但参加的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

    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悼念演讲。国会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以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静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和勋章，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戴高乐写的这些话，18   年以后实现了。1970 年11 月12   日举行他的葬礼这天，在法国本上和海外属地普遍规定为国丧日。各部部长和国会议员都未参加。只有几个曾任过部长、抗战时代戴高乐的战友参加了村教堂的葬礼和在当地教堂墓地举行的入土仪式。那天，法国男男女女四万人，从法国各地自行来到科龙贝为戴高乐将军作最后的送行。

    也有盛大的祭礼，但只限于巴黎。11   月12 日，几十万已黎人冒着倾盆冷雨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在26   年前戴高乐检阅军队的地方，人们向他们的将军肃立致敬。

    一代伟人去世了，尽管对于他的功过是非评说不一，但有几点却是法国人民所公认的，也是写在历史书上的。这就是：

    戴高乐拯救了法国的荣誉，也拯救了法国本身；法国和戴高乐其实基本上是同义词。

    维希政府是非法的，因为贝当与纳粹分子签订了停战协定。它没有继续战斗，而是投降了，放弃了一半以上的国土，并且后来与敌人合作。

    戴高乐在1940   年6 月18   日的呼吁给了他“合法地位”；此后，他一直是国家法统的监护人和保卫者，甚至在他不任职期间也是如此。

    是戴高乐恢复了法兰西共和国的伟大声誉。

    这就是戴高乐留给法国人民的遗产，也是他在法兰西历史上写下的光辉篇章。对戴高乐的个性和统治历史，一位法国问题专家用下面几个词作了概括，那就是：“无畏、尊严、爱国、顽强、独立、坚定。他的战友和他的敌人都认为：他是一位历史巨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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