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

    牛汉（1923～），山西定襄人，作家。著有诗集《彩色的生活》、《爱与歌》，散文集《童年的牧歌》等。

    说的是上小学，也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进学校那天的情形。回首往事，一片苍茫，许多情景已从浑浊的脑海无声无息地漫漶了、消失了，再也不能确切地忆述当时的一切。值得庆幸的是，50年代中期和以后的十多年里，我的头脑还没有如现在这么木木然寂寂然，全部人生的图像和音响，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有声有色，否则非得承受更大的磨难不可。六十多年前上小学那天经过的情景，始终深深地刻印在我心灵的深底处，丝毫没有淡出，就像苍茫的脑海上空翩翩而飞的白鸥。

    记得1929年春节前几天，流寓北京城的父亲，写回一封家书，说他不久将返回家乡，还说为我买了一个很结实的书包。在信中他提醒母亲，说我已到上学的年龄，不能总在家里顽皮作害，该念点书了。父亲还没有回来，书包自然没有见到。上学那天，我双手空空，穿戴齐齐整整，跟在母亲的后面，一路上遇到的人，都高兴而诚恳地对母亲说：“这娃娃是该上学了。”口气里听出一些别的含义，也有人夸奖我一句：“今儿可干干净净像个人了。”

    真的，我从来没有这么整洁过。祖母说握笔写字不能用玩泥的脏手，逼着我把“粪叉般的手”和“车轴般的黑脖子”（引号里的话是祖母的原词儿）用麻雀粪（当肥皂用）搓了又搓，洗了又洗，把祖母专为我烧的一锅热水全部用光了。

    母亲拎着一包从城里点心铺文盛斋买的糟子糕（蛋糕），油都明晃晃地渗出了包装纸，十分地馋人。这点细节，到现在还记得。我乖乖地走着，真想吼唱一段新学的西口爬山调。上学堂之后，就多半吼唱不成了。记得我可着嗓门吼了一曲《水刮西包头》，调子很悲惨，一直唱到校门口。学校在“子方庙”里，“子方”只是记音，一直不清楚庙里供的什么神。供神的龛，前两三年被纸封了起来。

    母亲与老师冯百成是熟人，冯老师与我父亲同过学。冯老师在东屋住着，一进他的门，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给冯老师叩个头。”我规规矩矩行了跪拜礼。冯老师说我一定聪明，长得很像我父亲，他把我领到教室，就是庙里坐北朝南的大殿，为我找了一个座位。

    老师刚走出教室，一个个子比我高一头的学生，我认得他，他是自称武举的王村长的儿子王仁义，朝我走过来，说：“你既然已是这个学堂的学生，就得刺个梅花点。”“什么时候刺？”“当下就刺”。已经有人拿来砚台，正在研墨，我不在乎这个，问：“刺在哪里？”左手臂上。”王仁义伸出自己的左臂，上面真的有一个五点形成的梅花。村里大人们有不少刺过的，似乎人长大成人就得刺上这个标志。王仁义墨刺手艺很在行，先在我左手臂上涂上黑墨，立即用针扎起来。一个点至少扎十几次，五个点就得扎八、九十次之多，只觉得有点刺痛感，仁义问我：“疼不疼？”我笑笑说：“不疼。”这点疼比起黑肚母蝎子螫人的那种钻心疼真算不了什么！我这两年就被蝎子螫过三次，疼得一夜睡不着觉。

    我的左手臂墨刺的部位肿疼了十几天，显然发了炎。没有治，咬着牙关硬充好汉捱了过去，我的左手臂于是有了自己的梅花点。

    过了好多年，逃难到大后方上中学，同学们常常好奇地问我。手臂上刺的梅花点有什么意思？我从来说不明白。说它好看说不出口。与我同过学的成百成千的学生真还没见过一个手臂上有墨刺，渐渐地觉得光洁的手臂上刺上几个黑墨点，实在不光彩，几乎变成愚昧与野蛮的标志。我常常见那些江湖卖艺人或兵痞们手臂胸前刺着些花纹，更感到羞耻，因此，即使天热，也不愿穿短袖衬衫出丑。这种心态苦恼了我许多年，人到中年之后，才渐渐把它看轻了，知道这种历史的痕迹不必伤什么脑筋，而且与一个人的品德绝无内在联系。道理归道理，但一看到它还是有些不顺眼。

    前十几年，有个朋友劝我把它去掉算了，医院把这看作很小的手术。我犹豫了好久，觉得无太大的必要。我看见有人去掉脸上的痣或瘊子，还是留下点浅浅的疤痕。我的左臂即使作了手术，也不可能了无踪影。我一看见它，心里还会想到它过去的阴影。因此，直到现在，我的梅花点还依然牢牢地长在手臂上。我说它“长”，一点不假，记得王仁义为我刺上它时，五个点圈起来不过指甲大小，但是，它随着我的躯体不断地在长大，现在几乎已长大了两三倍，但色泽似渐渐变淡，近于浅蓝，它与我同时衰老了。

    这几年，我偶然看看左手臂上的梅花点，却生出了另一种怀旧的情感。想起我的愚昧而迷人的童年，想起童年时那种苍凉而原始的人生境界，它几乎成为童年和故乡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六岁时刺的墨点居然还明显地活在我的生命之中，它决不只属于手臂，把这种情绪仅仅说成是伤逝或衰老是不全面的，因为它给我带来的不再是不光彩或羞耻。连愚昧也说不上，它真正成为我生命最初的一个与胎记相似的标志。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决不可遗忘的往事，它与我手臂上这五个梅花点有关。1945年8月，我从汉中到天水去看望我已有八年未见面的母亲，两年前她从山西老家带着两个弟弟从老家到了天水，与我父亲团聚。1937年之后，父亲一直在天水教中学。

    当我走进父母住的天水北城根那个院落（我过去来过），知道我家住在南楼上，我站在院当中，大声地喊：“妈！妈！”同院的人知道我是谁，也跟我一块喊。我看见我母亲慌慌张张（她一生总是慌慌张张的）下楼，几乎从楼梯上摔下来，望着面前陌生的儿子，她不认识我，她望着我直发愣，“是成汉？”“是。”我扑到母亲的怀里，但没有哭。母亲从来不流泪，她也没有哭，她真的认不出我来了。她摸摸我的两只耳朵，我知道小时候我的一个耳朵有点压歪，她说：“看不出来了。”她突然抓住我的左臂，把衣袖捋上去，“我看看有没有那个五梅花！”当她看到我手臂上的那五个黑点时，咯咯地狂笑起来，笑得流出了热泪，“是，是，是成汉！”什么都变了，个子从一米五长到一米九，面孔不似小时候那么发灰，而且还戴了近视眼镜，真的变得陌生了。只是手臂上的五个黑点没有变。母亲久久地摸着我左手上臂的梅花点，说：“啊！真好看！”

    我把墨刺的梅花点珍惜地留在我的生命里，好看或不好看，愚昧或不愚昧，对于我早已不成什么问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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