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沙线*近北京，因此我父亲偶尔也利用星期天带母亲到北京转转。一天，他们俩到颐和园去玩，转到了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筑的石舫时想上去看看，却被公园的管理员拦住不让进。父亲抬头看见石舫上面有几个外国人在游览，于是就问：“我看到上面明明有人嘛，怎么就是不让我们进呢？”工作人员回答说：“只有外宾才能进，否则这么多人踩来踩去，石舫早就垮了。”对这件事，我父亲一回忆起来就很气愤，说：这不是“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翻版吗？改革开放后，颐和园的石舫也对普通老百姓开放了，也并没有见被踩垮。

    还有一次，我父亲和几个工人一起到八达岭长城去玩。当时也不知道什么革命需要，长城好好的垛口竟然被拆掉了一段修成了花墙。我父亲想，这破花墙有什么照头，就要求到垛口那里照相。可那照相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顾客是上帝”的概念，把眼一翻，说：“就这儿照！你爱照不照！”我父亲无奈，只好在花墙那里照了一张。至今我们家还保留着这张照片，成为那段荒唐历史的又一个见证。

    那个年代的标语口号也算一绝。那年我父亲他们路过长治市，在附近农村的墙上看到这么一个大标语：“肝脑涂地学大寨，开肠破肚赶昔阳”。我父亲当时就想，妈的，要学大寨你就学呗，干吗非要弄得血淋淋的？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也曾在一些地方农村的墙上看到过一些血淋淋的标语，写着诸如“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之类。每当此时，我不得不感慨历史还在延续。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逝世。我的父亲从一张《人民日报》上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角落看到这么几个字：赫鲁晓夫死了。当他看到这则“爱憎分明”的标题时，一方面为赫鲁晓夫这位苏联的解放者辞世感到有一些难过，另一方面禁不住产生出一种对当时统治者的厌恶情绪，并打心底里嘲笑着他的狭隘与无聊。后来到了一九七五年，当蒋介石去世时，《人民日报》仍旧如法炮制，又刊登了一条标题叫《蒋介石死了》的消息。

    当时的统治者对学文史的人特别不放心，文革第一个受迫害的对象，就是历史学家、《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那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轻文史，重理工，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因此，当时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很多人缺乏起码的文史修养。一次，我的父亲和他的几个工友，以及一位大学毕业分到铁z局的刘××工程师一起到故宫去参观。一个工人问道：清朝的皇帝姓什么？刘工程师回答道：姓康，康熙么。我的父亲说不对，姓爱新觉罗，他竟然还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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