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底，我父亲的单位从东北流动到陕西潼关、孟塬一带修铁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从关外迁到关内，那种“山高皇帝远”的悠闲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单位分化组合后，又开始成立新的造反组织。一开始，我父亲还继续游离于造反组织之外当逍遥派，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身边已经没有几个人不戴红袖箍了。当所有人都戴上红袖箍之后，没有戴红袖箍的人反而显得非常扎眼了。

    为了随大流以求得自保，我父亲也申请加入一个造反组织——工人阶级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红总”。“工红总”势力最大时有二千多人，是父亲所在的铁z局z处最大的一家造反组织（「注」铁z局作为修铁路的工程单位，其特点是“大而散”，单位虽大，但一般以工程处为单位分布于全国各地，一个处从两三千人到五六千人不等。工程处之下设有工程段，段下又设有工程队，一个工程队大约一两百个人）。当我父亲向工程队内的造反派头头递交申请时，那个家伙却阴阳怪气地说：“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道路却是可以选择地；背弃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我们是欢迎地；但是，你还是需要接受革命群众的考验地。”父亲一听，立刻就明白了他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人家是嫌自己出身不好，不要。

    怎么办？我父亲回来后一想，既然你不要我，那我干脆自己成立个“革命”组织好了。于是，他和队里十来个还没参加造反组织的工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成立一个组织——铁八师。之所以起“铁八师”这个名字，是因为一九六六年冬天周总理制订了《十五条》，号召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和“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因此，我父亲他们几个就自己定位为一个“业余”革命组织。“铁八师”的最初成员不过十余名，其中有接近一半是成分不好的，在当时都属于被歧视的对象。但是一失必有一得，这几个成分不好的人平均受教育程度，却比一般的工人高得多，不乏文笔出众的秀才。我父亲虽然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但由于多年来一直酷爱读书，特别是在农场改造期间与那些干部、知识分子接触得多，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加之我父亲头脑聪明，看问题一针见血，话总是能说到点子上，在工人中也有些威望。因此，“铁八师”成立当天，我父亲就被大家推选为头头。

    业余革命组织“铁八师”成立的初衷是求得自保，因此除了发表个成立宣言，印制了几个红袖箍戴在胳膊上之外就销声匿迹了。其他队里有几个因为各种原因参加不了造反组织的工人，一看“铁八师”如此稳健，也陆陆续续要求加入；我父亲一律来者不拒，渐渐地有了二十名成员。但是“铁八师”的成立和渐渐壮大，却引起了“工红总”头头们的不快。在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造反派眼里，这个只有二十来个人的小组织里，居然有接近一半的牛鬼蛇神，纯属乌合之众。于是他们贴出大字报来，百般嘲笑“铁八师”，不许这帮乌合之众“革命”。

    我父亲原本打算息事宁人，和“工红总”井水不犯河水算了。无奈“工红总”不依不饶，天天寻衅滋事，惹火了“铁八师”的牛鬼蛇神。几个工人找到我父亲，说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催着我父亲反击。我父亲心里也挺窝火，顿时一拍即合。于是，“铁八师”的牛鬼蛇神也贴出了大字报，与“工红总”针锋相对。一搞大辩论，“铁八师”几个秀才成员们的文化特长立刻得以发挥出来，写出的大字报政治方向把握得又准，措辞又尖刻，内容又生动；而“工红总”内有文化的人凤毛麟角，几个能写的也文化水平不高，经常辞不达意、错字连篇。一优一劣对比明显，工人们都喜欢看“铁八师”的大字报。

    双方斗了许多回合，每次“工红总”都处于下风。时间一长，逐渐有新的成员加入“铁八师”，甚至一些原来加入“工红总”和其他造反组织的工人也“反水”，加入了“铁八师”。短短三个月里，“铁八师”的成员竟然扩大到四百多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小组织了。此时，“工红总”的头头们有些坐不住了，私下约我父亲谈判，要求联合。我的父亲成立“铁八师”的唯一原因就是自保，此时见目的已经完全达到，就顺水推舟将“铁八师”并入“工红总”。二者实现大联合之后，成立了新的造反组织“五一一公社”，我父亲只当一名普通成员，继续过他的逍遥生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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