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的父亲听老工人说了一件事。当时刚刚经历过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大饥荒，许多关内的饥民流落到大兴安岭林区谋生，被林场招作临时工。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前后，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了大兴安岭地区，由于得到了气象部门的预报，林场职工和铁路职工得以顺利撤出危险地区，惟独将这些民工“忘记”了。洪水到来后，把这些民工和家属围困到一个高地上，断了粮食。一个多月后当人们重返林场时，几百名民工和家属全都饿死在那里，无一幸免。现场尸骨纵横、惨不忍睹。三十年以后，父亲向我转述这件事的时候仍然充满了满腔悲愤：难道民工不是人吗？难道他们不都是“贫下中农”吗？为什么不把他们一起撤走？为什么不空投一些粮食？那些饥民背井离乡、辗转到关外只不过是为了求一口饭吃，可万万没想到这里竟成了他们的葬身之所。

    一九六四年夏天，父亲所在工程队附近的加格达奇林业局有一位工人妻子上吊自杀了。当时加格达奇是个小地方，林业局的工人和铁路局的工人之间互相都很熟悉，我父亲也认识那个工人和他的妻子，两口子都很厚道。那位自杀的女人是山东人，原本已经结婚生子。一九六○年大饥荒袭来，那女人的父母兄妹均被饿死。眼看着全家都已经饿得奄奄一息、束手待毙，那女人心一横从山东老家逃到东北求活，辗转来到加格达奇。

    当时，加格达奇还是个偏远小集镇，女人特别少。林业局的工人虽然都有不少积蓄，但好多工人年纪不小了还娶不到媳妇。这位工人当时已经三十出头了还是单身，遇到这个比自己大两三岁、孤苦伶仃的女人后，就想娶她做媳妇。于是，这个女人以嫁给林业局那位工人为条件，每月往老家邮寄粮食和钱。正是这些宝贵的钱和粮食，帮助原来的丈夫和孩子们捱过饥荒活了下来。

    随后的几年里，这个女人又为新的丈夫生下两个男孩，但心里仍然牵挂着原来的丈夫和子女。就这么着，几年时间里那女人每年都从东北到山东往返几次，两边都难舍难分。假如两个丈夫之间有一个不好那还好做出选择，问题是东北的丈夫对这个女人非常疼爱，又算是这女人全家的救命恩人；山东老家的丈夫则因为是自己媳妇做出牺牲才救活了全家人的性命，对这个女人更是好上加好。可怜的女人夹在两个好男人之间，无论丢下哪边都无法承受。天天受到煎熬，最后只得以死求得解脱，留下两个孤独的男人和几个年幼的孩子。

    在大兴安岭期间，我父亲还认识了一个印尼归国华侨，姓特别古怪，姓“遆”，一般的汉语字典里根本就查不到这个字。此人是个土木建筑专业大学生，印尼华人富商的儿子，人们都叫他“遆疯子”。当时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分裂为两派：**的和国民党的。每年十月一日，**的华侨张灯结彩，挂五星红旗；每年十月十日，国民党的华侨则敲锣打鼓，挂青天白日旗。遆疯子一家属于国民党的一派，独独出了个遆疯子拥护**。一九五五年，二十二岁的遆疯子读大学期间与家庭决裂，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到大陆。刚回来时到处被作为爱国华侨的典型披红挂绿，很是荣耀了一阵子。

    谁知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正当踌躇满志的遆疯子即将完成学业，打算用所学的建筑知识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的时候，“反右”运动开始了。遆疯子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海外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注定了他在劫难逃。于是，这个与家庭决裂的爱国青年被打成右派后送到大兴安岭改造，后来也参加了铁路成了我父亲的同事。遆疯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满腔热情竟然受到这样的报应，受刺激太深，显得疯疯癫癫、语无伦次，也不和其他人打什么交道。因此，当时跟遆疯子一起干活的工人们大多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只知道他的绰号。

    我父亲和遆疯子处境多少有些类似，同命相怜，二人之间关系远比一般人密切。遆疯子和别人在一起时满口疯话，但跟我父亲在一起时却总是沉默寡言，偶尔和我父亲谈一谈自己的家庭和亲人。遆疯子一辈子都没有结过婚，像他这样有海外关系、本人又是右派背景的疯子，别人躲都躲不及，谁敢接近他？到了一九八○年，改革开放开始了。遆疯子见政策放松，就申请回印尼探亲并获得批准，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结束了他二十五年噩梦一般的生活。这时，人们才知道原来遆疯子并不是真疯。

    在东北时有一次局里在哈尔滨举行文艺汇演，我父亲也去参加了。父亲他们这个处所演的节目是大合唱《好不过**时代》。那首歌的歌词是：“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好不过**时代……”我的父亲一边唱，一边回忆起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他的所见所闻：**上身干活的农妇，山坡上的万人坟，被民兵押送的俘虏，被“拔白旗”的农民，饿死的民工，自杀的妇女，遆疯子……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对，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好不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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