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冬天，伴随着“胡风、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冤狱，一场“肃反”运动突然间迅猛地开展起来，父亲所在的公安部队也未能置身事外。运动刚一开始时，是一些职位比较高、家庭出身不好、个人经历复杂的军官被隔离审查；接着审查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展，也牵涉到职位低一些的人。起初，我父亲被上级指派负责和别人轮流看管一个被隔离审查的校官，那人被审查的原因是曾经被俘过。审查中为了迫使犯人招供，采取了体罚战术：不准犯人睡觉，只要看到犯人一打盹就大喊大叫把他弄醒；一连几天不给犯人喝一口水。但尚年少的父亲看着那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于是每次在自己值班时都把自己茶缸里的水弄一点给他喝，见到犯人睡觉了也不去干涉，有人来了才慌忙把他叫醒。然而那个犯人实在是太困了，有一天有人来时无论如何也叫不醒，结果被人给发现了。很快，有人检举揭发了父亲的行为，他自己也被“隔离审查”。

    审查对象越来越多，几个禁闭室已经放不下了。于是上级专门拨出了一个大院子，把审查对象集中在里面学习政策，鼓励互相揭发，还派了一些专职的“管理员”进行监管。我父亲的经历是一清二楚的：解放前还是小孩子，刚解放就参加了解放军；最大的罪过就是玩忽职守，让那个犯人喝水睡觉。因此，年轻单纯的父亲并没觉得自己会有什么问题，算是审查对象里面心态最好的一个了。

    审查对象中，有一个姓袁的助理医生（「注」部队里简称“医助”）跟我父亲住在同一间大屋子里，是一九四七年参军的。袁医助是个非常厚道的人，也很有文化，但是家庭成分不好，在上中学的时候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其实我父亲很清楚：国民党时期政治号召力不高，没几个人会写申请参加三青团，因此往往是由负责审查的国民党官员指定，一般是看着谁顺眼谁就入团，发个表格一登记就算是三青团员了。假如光是这些事情倒还好办，要命的是袁医助被隔离审查后，有人为了图自保积极揭发别人，说曾看到袁医助保存有国民党的党徽。审查人员根据揭发，在袁医助宿舍里搜出他保存的一些旧明信片，上面印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解放前很多国民党邮政当局印制的明信片上都有这东西，今天看来保存这些友人通讯的记录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当作珍稀的收藏品。然而，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保留有前政权的标志物是一项弥天大罪，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于是，袁医助立即被当作重大反革命嫌疑重点监管。

    由于“人证物证”俱全，对袁医助“反革命”基本上定了性。但是侦察人员不满足于此，而是怀疑袁医助可能建立了地下反动组织，于是继续深挖，想来个“拔出萝卜带出泥”。但袁医助始终不吐一个字，没有像有些人那样乱咬一气牵连别人。一九五五年冬的一天夜里，万念俱灰的袁医助用一把私藏的手术刀片割断了自己大腿动脉。第二天清晨管理员来叫醒大家起床上操，叫到袁医助时没有人应声。管理员走上前去掀开被子一看，大叫一声：“不好，出事了！”我父亲当时正冻得哆哆嗦嗦地穿衣服，听到管理员的惊叫连忙一骨碌爬起来，一边跑一边披上军袄跑到袁医助床前，看到袁医助穿着整齐的军装，满被窝的血已经凝固了。由于全身的血已经基本上流尽，人早就又冷又硬，脸色显得胩白胩白。虽然我父亲从小经历抗战、内战、镇反，见过不少奇形怪状的死人，但是袁医助的死却还是给年轻的父亲留下了特别深刻而恐怖的印象，半个世纪以后仍历历在目。

    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关头，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第二十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在这次大会闭幕前夕，苏联领导人尼·谢·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以确凿无误的证据，揭露了在国际**运动中带着神一般光环的斯大林铲除异己、践踏法制、草菅人命、无法无天的骇人听闻的内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如同在平静的水里投入一块巨石，顿时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紧接着，苏共党报《真理报》刊登了一系列抨击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时代血腥历史、呼唤民主法制的文章和社论，标志着苏联进入了“解冻”年代。随后几年里，数以千万计在斯大林时代横遭迫害的**员和苏联公民被恢复名誉或从集中营释放。

    当时中国还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因此尽管**对苏联人批判揭露斯大林罪行的做法深为不满，但从维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继续取得苏联援助的大局出发，只得暂时按捺住心头的怒火，表面上予以顺从。中国的报纸对苏联《真理报》批判、揭露斯大林罪行的那些文章全文转载，对赫鲁晓夫与十六个加盟共和国（「注」当时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现在常知的十五个以外，还有一个“芬兰—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并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谈话内容也原样刊登。苏共二十大的政治余波影响到了中国，导致来势汹汹的“肃反”虎头蛇尾，在无声无息中嘎然截止。

    一九五六年春季以后，被隔离审查的人们又分批被解除隔离，我父亲是最早被解除审查的人之一。令人惊讶的是，昔日被当作准反革命看待的人放出后，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岗位，该担任什么职务还是担任什么职务，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过，那个可怜的袁医助，却因为自杀而被算做“自绝于人民”了。袁医助父母双亡，也没有结婚，只有一个姐姐是他唯一的亲人。袁医助的姐姐来取骨灰时我父亲见了她一面，大概是因为想哭又不敢哭的缘故，脸上露出一种非常古怪的表情。中国的老百姓自从五十年代开始，就被统治者制订的条条框框一遍又一遍地筛来筛去，生死荣辱全都由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掌握。可悲的是，这些条条框框并无定型，永不停息，昨天的革命今天也许就是反革命，稍有不慎跑出了这些条条框框，就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苏联**二十大路线、是赫鲁晓夫救了父亲等一大批无辜的中国人一命，使这些人免于遭到“斯大林大清洗”式的厄运。当时年轻单纯的父亲尚不清楚政治这趟浑水的深浅，还对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的做法有些不理解。后来，随着阅历的丰富，他终于渐渐地悟出了自己和其他肃反难友的性命得以保全，全赖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这种敢于自暴家丑的无与伦比的勇气，起到了敲山震虎之效。从那时起，苏联**、赫鲁晓夫在父亲心目中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决裂、展开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时，我父亲在道义上已经站到了苏共二十大路线一边，坚信真理属于列宁主义的苏联**。这种对苏联的感情理所当然地影响到了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起一个苏联名字作为笔名的原因。

    关于一九五五年冬天的这一次“肃反”运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这主要是因为：这次运动胎死腹中，除了类似袁医助这样特别不走运的人之外，并没有如“反右”、“文革”一样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击面。然而，只有被当成审查对象的人才能切身体会到，当时的气氛是何等阴森可怕。如果没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把斯大林的下场昭示在**的面前，一场类似于苏联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发生的大屠杀在中国肯定不能避免。按照制度的内在规律，杀便杀了，最好不过几十年以后恢复名誉。幸运的是，苏共二十大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轨迹，一场大劫难又一次与中国人民擦肩而过。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此**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防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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