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美国人一直对日本心驰神往。毕竟，日本的战后奇迹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首次遇到的真正竞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对美国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日本还在亚洲乃至国际上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因此进而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对其成功的研究主要提供了两种解释：一是其与众不同的官僚资本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政府在干预经济中扮演了非常活跃的角色。另一种解释是由日本的公司所倡导的与众不同的管理方法，现在比较著名的实践包括全面质量管理、连续改进(provement)和适时制造（jit，just in time）。有趣的是，美国人在这两个领域中为世界流行观点的形成做了大量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表面上的所向无敌到达了顶峰，美国的流行观点也开始向否定方向转化。一系列书籍把日本描绘成西方资本主义的威胁。日本形成的挑战由于许多其他国家信奉部分或全部的日本政府模型而增强。

    日本政策模型对于美国政策思路也产生过重大影响。即使在放任主义的共和党执政时期，日本模型的要素也开始得到仿效。例如，国家合作研究法案（national atech公司。这个拥有16亿美元资产的企业联盟集中下属公司共同开发半导体生产技术，并得到一项空前的联邦政府8亿美元的融资。而且，对应于日本通商产业省（简称miti），通过立法建立了美国工贸部（被戏称为diti）。

    在日本遭遇挫折之前，日本对政策思路的影响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执政早期甚至得到进一步加强。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首席官员是一个日本专家和产业政策支持者，而产业政策被看成日本所追求的目标。产业政策的概念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一届任期内，国家合作研究法案的应用领域得到扩展，为生产性风险投资提供了反托拉斯豁免权。在平面显示器和电子媒介以及其他领域，更多的政府赞助的合作研究开发（r&d）风险投资启动了。商业部有争议的先进技术项目迅速展开，引导政府的技术开发资金直接流向各个公司。

    可是，正如本书所述，美国从日本学到了错误的政府政策经验。日本的官僚资本主义可以更好地解释其竞争的失败，而不是成功。对于各个产业的全面研究发现，在日本大多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政府的参与非常少，包括轿车、录像机、机器人、照相机和视频游戏。在这些部门，竞争几乎没有政府介入，很少有补贴、卡特尔和合作研究。但是，在非竞争部门，例如化工、航空器、软件和金融服务产业，则广泛实施了产业政策，有日本政府广泛的参与介入、频繁的合作活动，以及持续提供的保护。

    美国政策的制订者试图仿效那些在日本行之无效的政策，而没有注意到在日本实践中产生的其他更细微的教训。美国并不是惟一犯这种错误的国家。许多其他国家犯了同样的错误。由于许多亚洲和欧洲的国家没有遇到美国所面对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它们实际上走得更远。在竞争方面，其中大部分国家由于政府过多参与导致竞争力削弱，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在公司的实践方面，日本对美国公司的影响比对政府的影响还要大。美国在西方是第一个积极仿效日本的国家。虽然对日本竞争的第一个反应是怀疑，紧接着又是对日本的不公平竞争表示愤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公司认识到日本人的新方法所带来的惊人的经营效率。全面质量管理在美国几乎成为信条，就像他们完全接受日本人的其他经验一样。美国公司更迅速、更积极地推广这些经验正是其产业何以具有如此国际竞争力的原因之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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