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国内高校中，有不少学生反映，跟导师做的项目，根本无法提高自己的水平，实质上就是在为导师打工。

    郑元芳这是我们一定要改变的地方。学生跟导师一起科研是研究生教育必经的过程，但必须注意，是一起“科研”，是要有质量要求的。

    熊丙奇据了解，国内有些教授，有了成果，如果有产业化的可能，大多会选择自己办公司，自己当老板，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刚才你也说到，国外大学有部分教授也自己办公司。你认为教授办公司，是好的选择吗？

    郑元芳需要说明的是，国外教授自己办公司的很少，他们通常采取的做法是进行技术转让，让自己的成果占公司一定股份。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办法。那些想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教授，最终可能一无所获。对公司的运作参与得过多，自身的利益反而可能得不到保证，一方面，你不是经营企业的高手，另一方面，不能很好地避免利益冲突，即便你事先签了合同，但操作的复杂性往往使得利益难以兑现。倒是转让技术，可以规避所有风险--如果你占公司25%的股份，公司成功了，你就可以分到25%；公司失败了，你也没有关系，因为所有资金的运作你根本没有参与过，在转让完成果后，你又开始做新的课题，新的研究，如果公司需要帮助，你可以去做顾问，刚开始一段时间，你参与多一点，但很快就会从中摆脱出来。国外大部分教授都是这样的，他们的兴趣也更多地集中在研究新的成果，进行新的知识创造上。

    熊丙奇就目前国内情况而言，政府部门把大学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甚至明文要求学校要为产业发展做出贡献，这也就导致了一些教授直接在产业领域打拼。

    郑元芳政府部门这样决策是过去一段历史时期的产物，而现在我认为，政府必须改变这一条，学校就是教学和科研的中心，不能把学校作为产学研中心，这一点政府必须明确。知识要产业化，但这个过程必须合理与合法，一定要由校外的专家来执行。

    原因15：做好分内事也难

    我的经验是一个研究做得很好的教授，往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师。因为他们是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的人，并以把自己所做的事做好为荣。

    两千年以前，孔子有言：“言必行，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这基本的做人准则，要做到，是何等的艰难。就连我们“知识渊博”的教授，也有很多时候说话不算话。

    一位正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博士导师说，他不是一名合格的导师，他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已经放在自己的公文包里半年多了，他却根本没有时间看。后来，我有幸遇到他的博士生，这位博士生则正为自己投错师门而懊恼，“当初冲着他是领导就去了，读博期间成了无人管的‘孤儿’，好不容易弄出了论文，现在就是因为卡在他那里，我还没毕业，心一直悬着！”

    导师意识到自己的不合格，虽是发自内心，却难免有解脱自己之嫌，似乎首先承认自己不合格，也成了美德。当然，相对于其他毫无感觉的博导来说，他确实是很值得表扬的。

    在绝大多数人说话不算话的时代，说话算话，就成了典型，成了楷模。意识到自己说话不算话，也是一种觉悟。

    对话观点：

    严格的筛选确保了教授队伍里的人都有共同的思想：在大学里要做一个杰出的教授，既教好书，又做好研究。

    国内很少有大学将教授称为终身教授的，从规章制度上说，教授是合同工，而实际上，基本上都是终身的。

    要通过科学的指标体系，引导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他们擅长做、应该做的事情当中。

    对话人：郑元芳

    熊丙奇对学校而言，就是作为教学、科研中心，如今也存在很多问题。教学和科研的双中心，很难做到兼顾，在一些研究型大学，对教学明显重视不够。

    郑元芳确实如此。教授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很难把这两方面都做好。但我们有一个总的原则不能改变，教学是很重要的事，育人是很神圣的职责。我的经验是，一个研究做得很好的教授，往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的人，并以把自己所做的事做好为荣。这些教授，非常讲信誉，答应做的事一定做好，而没能力做好的事情他就不答应做。我很欣赏这样的教授，而不喜欢那些答应做却做得马马虎虎的人。

    作者补记我国教授队伍的道德素质，已经严重下滑。现在有些教授甚至突破了做人的底线：“招生**”，利用手中的招生权力，获取利益，招收大官、大款来做自己的弟子；“侵犯学生”，把学生当作私有财产，为自己打工，理所应当地占有学生的知识产权，把学生所写的文章作为自己的文章来发表；“习惯抄袭”，剽窃其他专家的文章，并习以为常；“学术霸权”，利用自己的评审者地位，打击、压制其他教授或者年轻学者；道德沦丧，个别教授“五毒”俱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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