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日本在建设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只有一所东京大学得到重点投资。

    唐安国国务院的文件说要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但并没有说几十所或者是几百所，但是现在提出要建一流大学的恐怕至少上百所，国家有没有那么大的财力支撑？搞学术研究型的，社会有没有那么多的岗位提供？另外从学校自身的条件来看，现在有多少国内外有影响的学科带头人，多少人可以在国际有影响的学术年会上发表论文，在国际一流的学科刊物上发表论文？每个学生平均经费多少？每个老师平均经费多少？如果这些指标都不考虑的话，只是蛮干，恐怕实现不了。我再三强调我们国家没有必要搞更多的一流大学，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化上。这两者并不矛盾。我们有“重点”，也有“一般”。我们有一段时间可能重视了“重点”，但是忽视了“一般”，这段时间我们可能要更重视“一般”，这是节奏的问题。我认为量大面广的地方高校，要安于自己的定位，办成为当地社会服务、让老百姓满意的学校，培养更多的人才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我国大学的世界排名是国家利益，涉及到我国在全世界高等教育中的地位，这当然需要考虑。同时，国家利益的另外一方面，是每个地方教育的发展，让更多人接受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熊丙奇国家选择几所学校进行重点投资与学校自身建设世界一流的关系是什么？

    唐安国国家选择几所学校作为重点进行投资，这没有错。但是，什么学校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政府说了算的。整个投资建设过程要公平、公正而且透明。政府在选择投资的学校时，要叫他们提供详细的发展计划，而一旦经费到达学校手中，怎么支配这些钱，应该把权力全部交给学校。

    熊丙奇有人讲，即使我们国家有这样的实力支撑几所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如果不改变我们目前的办学体制，就永远办不成世界一流大学。

    唐安国对。一流大学还有一个淘汰的问题，一是学生的淘汰，如果我们的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进来100个学生，出去时99个都可以拿到学位的话，这样没有淘汰，对学生的要求并不是很高的。美国博士学位答辩不通过率相当高，首先取得博士论文的撰写资格时，就要淘汰一批，能够三年四年毕业的博士据我所知可能只有一半左右。二是学校的淘汰，要在一个投资周期结束后，作为投资者，政府应该组织专家按照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标准进行办学水平的评估，而评估结果，将影响下一轮的学校投资。这样，曾经获得投资的学校不敢懈怠，也给了其他学校获得新的投资的机会。

    熊丙奇有的大学跟风要求自己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管是为了获得资金还是获得名气，那么，政府应该怎么办？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怎样制定基本的准则？

    唐安国我们现在办学中有很多部门的制约，除了教育部这个主管部门，还有财政部、发改委等很多部门。钱是财政部拨的，教育部为了得到财政更多的支持，就需要有项目。如果两个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学校，可能拨的钱就少，如果有二十所大学建世界一流学校，可能钱拨得就多一些。当然，不管财政部也好，教育部也好，或者是发改委也好，都是代表国家的，都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钱、能支持多少学校。国家的钱也是纳税人的钱，应该用在两方面，一个是支持义务教育，另一个是把剩下的钱办少量的世界一流学校。国家要支持的事情肯定是必需的事情，我主张把剩下的钱支持边疆教育，少量的钱建世界一流，除此以外，政府不应该再开展更多的新项目。

    原因7：“大楼”路线

    有人把高楼作为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事实上，相对于城市里的高楼来说，这个楼算得了什么呢？

    中国大学的校长，也许没有一个人不会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可是，在实际的行动中，“大师思维”总是被“大楼思维”所淹没。

    “大师思维”是做学问，办学的思维。可是，今天的大学不是做学问之地，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办学。只要设身处地为他人想想，就可以得到答案：教育是一个需要长期投资的事业，老老实实地去做，你今天的付出也许要到十年后才能见成效，而十年的周期，谁等得起？干部的提拔任命，十年可不是一个短的时间。于是，在这里，大师思维是行不通的。畅通无阻的是--美丽的校园、整齐的楼群、宽阔的马路、豪华的轿车、大笔的经费、大堆的论文，这是多么有生气的现代大学景象。制造出这般景象之后，“办学者”就有了未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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