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补记自从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以来，哈佛大学只产生过7位校长，他们通常在35～56岁左右出任哈佛校长。哈佛校长平均任期22年，任期最长的达40年，任期最短的也有10年。(《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蓝劲松，《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2002年5月14日，现任哈佛校长萨默斯(lawrenceh.summers）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提到：“我坚信，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原因之一就是校长长期任期制。”而从1978年到2004年的二十多年间，我国的北京大学出了6位校长，清华大学出了5位校长。他们出任校长时的平均年龄为57岁，不计算目前在任的校长，平均任期为7年。

    杨德广大学必须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学校应该是学术性组织。但长期以来，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成为一个行政组织，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长官意志根深蒂固，学校必须跟着政府走，跟着权力走。尤其是大学，长期处在政治化的大环境中，行政化的小环境中，导致不同程度地缺乏学术批判和学术精神，缺乏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缺乏办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把学术机构变成了等级制的行政机构，把学校、校长分成等级，强化了大学成为行政机构的依附性，大学必须附属和服从于政府。学校内部管理制度也是采取行政管理办法，大学校长、书记实际上是官员，并直接掌握经济大权，层层下拨经费。行政规律代替了学术规律，从校长到处长、科长，到院长、系主任，一级管一级，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取代了学术权力。大学教授没有治学权，没有治校权。这种氛围，很难造就教育家，只能造就政治家、行政长官。为此，必须改变传统的行政化的学校制度，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学校制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改革大学拨款制度，要建立规范、科学的拨款体系，政府不宜在拨款过程中介入过多，权钱结合是**的温床，而应该通过拨款委员会来拨给大学经费。

    作者补记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行政化趋势越来越强，典型的表现是部分高校党政一把手明确定级为“副部长级”(我国的副部长级大学日益增多，截至本书出版时的名单如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这明显强化了学校领导的官员意识，同时副部长级高校、正局级高校、副局级高校的级别定位，让高校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另外，大学对政府的服从，往往表现为对某个人的服务，甚至讨好。哈佛大学可以拒绝时任总统里根提出的授予其名誉博士的想法，而我们的大学，非但没有哪个领导、哪个教授敢站出来反对，相反，还会主动建议，主动策划，用教授、博士等资源去攀附关系。在我们这里，正直的反对之声有时甚至可能招来一场祸害，丢官事小，停职事大，连混口饭吃都可能有困难；附和的公关策划，会被认为聪明、能干、有创意，平步青云那是自然的。尽管都知道，我们要为政治文明服务，要为政治科学服务，而不是为哪一句话、哪一个人服务。

    熊丙奇具体怎样执行？

    杨德广我赞同按生均原则进行拨款，首先要确定每个学生拨款的基数，再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国家对学校的不同发展定位，乘一定的系数。这种拨款方式，比较公开，可以确保学校的经费有稳定的来源。目前，我国很多学校，政府的投资只能满足职工发工资，这种教育投资，势必逼迫一些学校乱收费，或者变相鼓励一些教师把精力放在兼职赚钱上。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很多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现在查“乱收费”查得很凶，为什么不查政府的投入足不足，到不到位呢？我国民办教育发展很快，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民办学校现在几乎所有的经费都来自学生收费，国家一分钱也不投入，而在国外，私立学校的政府投资经费达到办学总经费的20%，学生收费最多占办学总经费的一半。

    作者补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4年8月公布了2004年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朱剑红，《人民日报》，2004年8月27日。)事实上，自1995年以来，我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关注教育乱收费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以整治，比如“一费制”，比如设立举报电话，还比如进行“集中治理”。可是，十年来整治教育乱收费，似乎收效甚微。“一费制”走了调，举报变成了形式，治理成为一阵风。(《教育乱收费何以在禁区边缘大行其道》，熊丙奇，《文汇报》，2004年9月1日。)有意思的是，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作《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通过对38个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查出各类违规问题金额高达90.6亿元，占审计资金总额的6％。审计署对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后查出，12个部门存在预算编报不真实的问题，一些部门的下属单位虚报多领预算资金多达4.91亿元；26个部门违规转移挪用财政性资金10.75亿元；14个部门向下属单位或相关单位转移财政性资金9.35亿元；19个部门或其下属单位隐瞒截留财政资金和其他收入，设置账外账、“小金库”共3.5亿元；31个部门挤占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21.42亿元。而国家发改委被五次点名。据审计，2004年，国家发改委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4.5亿元时直接预留74.8亿元。在审批下达的229.7亿元中，实际落实到项目的资金未达到要求。审计署抽查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2003年至2004年下达的县际和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发现9省124个项目存在以多种名义重复申报，或多报建设规模等现象，以此获取中央补助资金13.2亿元。(《年底才下达当年计划国家发改委被五次点名批评》，cctv经济信息联播，2005年6月28日。)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投入的财政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缺口接近750亿元(《我国义务教育完成率和经费问题分析》，沈百福、王红，《教育发展研究》，2003年9月。)，而我们的中央部委各类违规问题金额达到90.6亿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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