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是的。可是国情也在变化，五四时期的国情、1949年之后的国情、1979年以来的国情，都在持续变化。所谓“国情”，就是外来事物进入中国，会变形，会被叫做“国情”的这么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力量重新塑造，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了。我常会警告自己：要认清国情。你看，目前大学的种种措施，其实都是从欧美引进的，可是一到中国，就会变形。

    还有更重大的问题，但同时是绝对沮丧的问题--教育的根基，教育的第一步，不在学校，而是在家庭。百年革命的过程是消灭阶级的过程，最后，家庭单位也被支解。苏联的阶级也被消灭了，但家庭单位还在。你在学校无法接受、不准接受的教育，在家庭里还有可能接受。但中国的情况不同。这是太大的话题。

    我记得《傅雷家书》长达十余年都是畅销书，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家庭教育，这样的父子关系，在今天社会的千万家庭中已经很难找到了。这是高等的家庭教育，至于草根性的家庭教育，在我幼年童年时期还无所不在，工人农民的家庭教育都比今天好得多，因为历史的根脉还没有被全面切断。我相信今天一个资质良好的学生，其实得自良好的家教。你要知道，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就是他的父母，他的长辈。我只受过小学教育，我之所以是我，全靠我父母给我的教育。

    作者补记今天的家庭，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只有简单的学习关系。家长一见孩子，就问考了什么，考了多少分，在班级上排第几名，布置了什么作业。似乎除了这些，就没话好说了。这种畸形的以分数而非亲情为纽带的关系，打碎了父母在孩子心中的温暖记忆。而很多家长，看到孩子那么被折腾，也很心痛。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有一次，我在地铁上看见一个青年男子抱着一个昏昏欲睡的小孩，他告诉我，是送孩子去上兴趣班，他说，现在的竞争太激烈了，你不学早一点，不比同龄孩子多学点，怎么可能出类拔萃呢？他5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做除法了，而且他还利用双休日让孩子上了三个兴趣班。

    原因3：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

    许多教育文件通篇都是一本正经的错误词语。假如抛弃我们用惯的这些词语，我们已经不会说话。

    “请xx处长讲话！”“请xx局长讲话！”“请xx科长代表xx致辞！”……

    这是某个幼儿园庆祝“六一”活动前20分钟的内容，讲话的领导一个个祝贺小朋友节日快乐，感谢幼儿园的老师、阿姨为祖国培养好苗苗。讲话的时候，会场闹哄哄的，准备看孩子表演节目的家长不耐烦地听着讲话，到处走动。听不懂叔叔、伯伯讲话的3岁小儿不领情地哭起来。

    真不知道这个庆祝活动是给小朋友们办的，还是为幼儿园领导，抑或是那些讲话的领导办的。一个半小时的“六一”庆祝活动，用得着这么多领导讲话吗？让孩子们好好玩，不是很好吗？

    没有领导讲话，孩子们还是玩不了，接下来的节目，基本上与玩无关。表演背诵《三字经》，现场作画，速算，弹琴……主题变成了展示教育成果。这估计是给爸爸妈妈看的，你看幼儿园办得多好，孩子会背，会画，会算，这样的，今后升上好学校肯定没有问题。这同时也是给领导看的，现在的幼儿园比以前的幼儿园质量高多了，中班孩子就相当于小学一年级水平了！

    节日的真正主角呢？孩子的天性呢？

    这样的教育，有时想想，如果不接受可能更好。因为对于一个人一生十分重要的东西--健全的人格塑造，正在这种教育中丧失，而失去的，就再也找不回来。

    对话观点：

    现在许多教育者根本不爱教育，不爱孩子。

    我们的教育政策中有什么真正的“教育思想”、“教育观点”，它只是一系列“政策”，一系列“硬性规定”，那不是思想，不是观点。

    目前种种措施不是在办教育，而是在办政府。

    对话人：陈丹青

    熊丙奇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曾经出现过世界一流大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虽然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她培养了很多非常杰出的人才，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试析西南联大对当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肖玮萍，《交通高教研究》，2002年4月。）

    陈丹青我访问老画家吴冠中，问他抗战时期在杭州艺专的经历，他说就是不断逃难，可是逃难途中，他们还闹学潮，推翻了两任校长，可见当时的教育也有很多问题。但当年中国有很伟大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我们今天只有教育长官，有大学校长，没有教育家。你能告诉我今天谁是教育家？今天的社会承认哪个人物是伟大的教育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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