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起，我开始注意到，同学们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总喜欢在我家逗留一段时间；同学聚会也经常在我家举行；我的伙伴们在自己家里沉默寡言，一到我家，就变得活泼开朗，跟我妈有说有笑。后来，每当我和这些伙伴遇上成长的烦恼时，总愿意向我妈妈求助。

    我庆幸自己是妈妈的女儿，我终于喜欢上了妈妈的与众不同，而且为有这样的妈妈感到十分自豪。▲

    《环球时报》(2004年10月25日第二十二版)

    最酷的老爸

    [美]安吉耶·沃德·库瑟王启国编译

    我出生的时候爸爸50岁，早在“家庭主夫”这个词出现之前，他就已经担起这个角色了。我当时并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代替妈妈在家里忙来忙去，但我却是朋友当中惟一一个被爸爸围着转的人。我自认为很幸运。

    爸爸在我小学阶段对我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他说服校车司机在我家门口接我，而不是在6个街区以外的公共汽车站；他根据不同季节为我做不同形状的果冻、三明治。我最喜欢的是圣诞节的，那天三明治会被撒上绿色的糖，更妙的是切成树的形状。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争取独立生活的愿望越来越强，我越来越想远离他那有些“孩子气”的爱。但爸爸并不打算放弃。高中后我开始从家里带午餐。爸爸为我准备的午饭“外包装”总是别出心裁：餐包的外面他画上山景图（这个已成了他的商标）或者是一颗心，正中写着“爸爸与安吉耶”。餐包的里面会放一摞餐巾纸，纸上画着和外包装相同的心形或者写着“我爱你”的字样。好多次他还写个笑话或者谜语，来让我开心。

    我通常一人躲在一个地方吃午餐，以免同学看到我的餐包或是餐巾纸上的文字。但一天我的一个朋友看到了我的餐巾纸，他抓过去就在食堂里传阅开了。我的脸羞得通红。但没想到，第二天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等着看我的餐巾纸。我想他们都希望也有一个能以这种方式爱自己的爸爸吧？我为爸爸感到自豪。

    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当我要离开家去上大学时，我想爸爸这回该歇会儿了吧。但我和朋友们高兴地发现他仍一如既往。

    每天上完课后我都特别想念爸爸，有时就会煲一通电话粥。我的电话费直线上升。其实我们聊什么并不重要，我只是想听听他的声音。大一期间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惯例：每次我对爸爸说再见后，准备挂电话时他总是说：

    “安吉耶？”

    “什么事，爸爸？”我答道。“我爱你。”“我也爱你，爸爸。”

    几乎每个星期五我都会收到他的信，久而久之连宿舍的服务台都知道写信人是谁了---寄信人地址写着“大本营”。很多次，信封和信纸上都用蜡笔画满了我的小猫、小狗与爸爸的素描。如果我上个周末回过家的话，下个周末他就会画上山景和被一颗心包裹着的“爸爸和安吉耶”字样。

    信总是刚好在午饭前寄到，我就在去餐厅的路上看信。我发现藏着它们是没用的，因为我的一位室友是我的高中同学，他知道我的那些餐巾纸。没多久这就成了周五下午的一个惯例：我看信，他们则竞相传阅我的信封和图画。

    就在这时爸爸因为癌症病倒了。每当星期五没有收到他的信时，我就知道他病得不能动笔了。他通常凌晨4点起床，为了可以安静地写信。如果他不能在星期五把信发出去，通常会迟一两天我才能收到。但无论如何信是一定会寄来的。我的朋友们习惯于称他为“世上最酷的老爸”。一次他们集体签名给爸爸寄一张卡片时用的就是这个称呼。我知道爸爸已经用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父爱。如果将来我的朋友们也给他们的孩子那种爱意浓浓的餐巾纸，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爸爸已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会激励他们去给自己的孩子也留下爱的印象。

    爸爸去世的前一天，我一个人在医院里陪着他。我们互相握着手，一起看电视。正当我准备出去一会时，爸爸喊我：“安吉耶？”“什么事，爸爸？”“我爱你。”“我也爱你，爸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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