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钟，离天黑还早得很，不过浓云低垂，沉重地压到头上，天气昏昏沉沉。

    我骑着刚借来的脚踏车，在马路上飞奔。我为什么要飞奔呢？这是一件说来话长的事。如果简短一点叙述，那就是我自从被“正义促进会”撤职，失业已达一年之久了。好容易一位从前的老上司，看我可怜，答应为我介绍工作，去一家公司充当临时雇员。所以今晚特地在家里招待这位老上司，略表谢意。我找了七八位平常顶顶知己，最最有刎颈之交的朋友， 说了无数杀身以报的感激话，又赌了无数下个月一定奉还的滔天重誓，总算零零星星地借到一百元。此刻，我正身怀着这笔足够买三块钱美金的巨款，尽快地赶回去，好让妻准备菜肴。

    一辆崭新的英国菲利浦脚踏车从我身旁超过去，急急忙忙得像家里失了火。我跟在它屁股后，一面投以惊羡交加的一瞥，一面盘算着今天在餐桌上应该说些什么话———我要向老上司保证：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典型的优秀青年了，有很正确的人生观，对社会上任何不公平现象和任何罪恶黑暗，不但都能够不发牢骚，而且还能够觉得理应如此，满意之极，而且决心拥护呢。

    蓦地，前边传来一声尖锐的号叫，我知道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约摸五六岁的小女孩，被刚刚超过我的那辆菲利浦脚踏车撞倒在地，翻腾地打着滚哭喊。一个十二三岁模样的大女孩，吓得站在旁边，口呆目瞪。

    菲利浦脚踏车停了下来，那位裹在半高级西服里的车主，把脚踏车推到小女孩打滚的地方，机警地向四周观察了一番。虽然连我都看见了那小女孩的头上正在往外流血，可是那位精干的车主，根据他深奥的观察，大概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预备采取行动，同时四周也没有其他的人敢出面干涉，所以，他翻身跨上脚踏车，很有魄力地斜刺里溜去。

    我忍了又忍，一股老毛病还是冲上发梢。

    “站住，”我不顾一切地追上，拦住他说，“你撞倒了人，怎么扶也不扶？”

    “我去请医生呀！”他理直气壮地说。

    “看样子你不像是请医生。”

    “放屁！”

    “你怎么骂人？即令你是请医生，也应该先把孩子送回家。”

    “你是干什么的？”

    “我什么也不干。”

    “我有紧急公事要办，”他咆哮着说，“耽误了公事，你敢负责任吗？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单位做事？谁是你的后台？竟敢在光天化日下横行？”

    这是再简单不过，面对着如此义正辞严的言论，是不应该再继续执迷不悟的，可是，我竟冲动得鬼迷了心。

    “不管你多厉害，”我也咆哮着说，“你也得先把孩子送回去。”

    他额上冒出汗珠，我额上也同样地冒出汗珠，他向我眈眈而视，我也同样地向他眈眈而视。他大概终于看出了我不可理喻，只好悻悻地把菲利浦脚踏车扳回头。

    等我们转回去，小女孩已站起来了，脸色苍白，拉着大女孩啜泣，大女孩一把一把在抹小女孩头上流出的鲜血。

    “小妹妹，”我说，“你家住什么地方？”

    大女孩颤抖地指指旁边一条巷子。

    “赶紧回家吧，我们送你回家！”大女孩牵着小女孩在前面领路，我们在后面跟着。这时候，我更是可以先走我的了，可是我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为了防备那精干的车主再溜，我决心要眼看着他向那小女孩的父母当面交代。

    水泥道的尽头，一座堂皇富丽的花园洋房矗立在那里，小女孩一进门就恢复刚才打滚的大哭大叫。于是，楼梯声，哎哟声，女人喊乖乖声，男人暴跳如雷声，闹成一片，接着一个脑满肠肥的中年绅士冲出来。

    “怎么回事？”他叉起腰问。

    “你们的小女孩被撞倒了，”我说，“孩子们在马路上玩是很危险的，亏得是脚踏车，要是汽车，恐怕问题更严重了。我想，无论怎么忙，还是有个大人跟着好些。”

    绅士不**份地一步一步走下台阶，再不**份地一步一步向我逼来，像是拉紧了的弹簧，正瞄着我的脸。

    “你还要教训人！”他闪电似地飞起一掌。

    我刚要分辩，可是，右颊又挨了一下，踉跄着，我向左栽。大概是绅士天生的神力，我把握不住重心，就连人带手上推的脚踏车，一齐摔倒，而且最不幸的是，正摔到绅士的脚背上。

    “反了，反了！”他痛得乱跳。

    早就站在旁边，准备随时表演肝脑涂地的两个大汉，这时应声扑上来，拳头雨点般地朝我打下，每一下都伴着一句恨入骨髓的咒骂。

    “为什么打我呀？”我双手护着我可怜的头。

    “因为你瞎了眼。”两个大汉累得发喘说。

    “皇天在上，”我愤怒地喊道，“不是我撞的呀，那是他撞的呀，我费了牛大劲才把他弄到你们这里，你们问问他呀，你……你……”

    我吃力地爬起来，然而我却再也闭不上嘴巴，顺着我手指的方向，什么都没有呀。天啊！谁在冥冥中和我作对呢？那个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溜了，我的叫声噎在嗓子里，四周马上爆出一阵大笑。

    “还要瞎扯些什么？”绅士磨一磨他的牙说。　　“确实是那个人撞的，”我叫屈说，“你可以问问你们的小姑娘。”

    “想不到你竟是天底下最大的好人，失敬之至，”绅士的嘴角撩起鄙夷的皱纹，“来人呀，带他到警察局！”

    我重新叫屈，绅士说屈不屈只有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的警察可以判断。我请他问问 他的小女孩，他说用不着问，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事了。我再三请他问，他不耐烦地说，已经问过了，小女孩指认，正是我撞的。到了最后，我只好哀求他饶恕我的过失，饶恕我真的瞎了眼。只是，根据我刚才故意砸痛他玉足的下流举动，十足地证明了我狡狯成性。值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他有让法律纠正我卑鄙行为的义务。

    我死也不肯去警察局，因为天已黑下来，老上司要抵家了。然而，两个大汉把我夹得紧紧的，任凭我哀告，任凭我急得要哭，任凭我赌咒以后再也不敢了，任凭我像鸭子嘴里的蚯蚓一样挣扎，任凭我———“嘶”的一声，我的上衣被撕开了一条缝，刚才零零星星借来的一百元，凌乱地飘了一地。

    “原来还是个扒手哩！”绅士吓了一跳。

    我顾不得抗议了，只顾捡我的钱，无可奈何的是，双臂被两位大汉夹住，连腰都弯不下，手更是够不着。

    “别逗他，”绅士慌张得像遇到瘟疫，“快带他走！”

    马上，七手八脚的，两个大汉把钞票捡起来，狠狠地塞进我的口袋。然后，一个大汉扭着我，另一个大汉在后面推着我的脚踏车。

    狼狈地扭到警察局，才把我松开，我吁了一口气。

    “我是‘扬庐’来的！”大汉自我介绍。

    “扬庐？”警官一时想不起。

    “胡局长公馆！”大汉不满意警官的孤陋寡闻。

    “哎呀！”警官恍然大悟，屁股欠起来说，“请坐，请坐。”

    “这个人骑脚踏车把我们家小姐撞得头破血流，”大汉坐下来，望着站在桌角垂头丧气的我，燃起警官双手捧上的纸烟，“还在公馆里教训我们局长不该放小孩到街上玩。说了他两句，他竟把脚踏车压到我们局长的脚上。你看，天下有这种野蛮人没有？”

    我的嘴唇都哆嗦了，结巴说：“是你们局长不由分说先打我的呀。”

    “撒谎，”大汉的嘴唇也哆嗦了，“你有没有照照镜子，你也配挨我们局长的打呀？别自己往脸上贴金了。这是讲理的地方，不是想入非非的地方。”

    “确实是你们局长先打我的呀。”

    警官敛起笑容，用一种洞察肺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我刚被打得**辣的脸，立刻更**辣得难受。

    “是你撞了人家小姐？”警官问。

    “不是……”

    “说老实话！”警官大怒说。

    “这是一场误会。”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件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我声明自认倒霉了，家里还有客人等着，我必须赶紧回去。

    “老实话吗？”警官扭亮电灯，耳朵都在动。

    “是的，长官！”

    推脚踏车的那位大汉，像给黄蜂螫了一下似地跳起来。

    “你有没有良心？”他跳到我面前，用手指敲我的胸脯说，“你把我们小姐撞得头破血流，又把脚踏车压到我们局长的脚上，凡是稍微有点良心的人，应该如何痛哭忏悔，请求宽恕才是。你倒想用一派巧言花语，遮尽天下人的耳目。嘿！看你装得冤枉模样，真有一手。”

    我几乎昏过去。

    “说呀，”警官拍桌子说，“你有没有良心？”

    我的腿在发软，而且抖了起来。

    “哑巴吗？”大汉更猛烈地敲我的胸脯，“说呀，你有没有良心？”

    我无法再抗拒了，只好承认我没有良心。

    “你后悔不后悔？”警官鼻孔朝天说。

    我颓丧地承认我后悔。

    “你被处罚应该不应该？”

    我承认应该。

    “好了，”大汉接过话头说，“警官，他既然肯认错，还不失为一个有希望的青年。我们局长宽大为怀，来的时候特地交代，只要他勇于改过，我们也不为己甚，放他走好了。”

    警官仰起“作之君”的长颈，喷了一个烟圈。

    “听见了吗？”他说。

    “听见了，长官。”

    “你有什么感想？”

    我感激涕零，不知所云。

    “你叫什么名字？”警官一面问一面写登记簿。

    “王大华。”

    “王大华！”他叫。

    “是，长官。”我应。

    “你以后骑车要小心！”他对我“作之师”，关切地说。

    “是的，长官。”

    “要是撞了别人家的孩子，仅只医药费这一项，”他现在是“作之亲”了，“你赔得起吗？”

    我承认赔不起。

    “那么，回去吧，”警官喝道，“好好地做人，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我抱头窜出大门，街上已经万家灯火。从背后传来七下钟声，我的心比铅块还要沉重。墙角处，借的那辆脚踏车斜靠在那里，链条也断了，后胎干瘪得活像既无钱又无势的小民的肚皮。我凄凉地把脚踏车推到手里，满以为上帝降给我的惩罚已经完了，谁知道偏偏在这时候，警官正用一种绝不是官官相护的态度，送那两位大汉跨出门槛。我慌忙地躲，可怜，我竟躲不开，皮鞋声凌乱地停在我的周围。

    “好呀，王大华，”警官发出欢呼说，“你的脚踏车没有灯！”

    “不是我的脚踏车，是我借来的。”

    “谁管你借不借，我只管你有没有灯。”

    “我用不着灯呀，官长，我晚上也不骑。”

    “谁保证你晚上不骑？”他嘶嘶吸气，好像从杯子里喝着烫嘴的热茶，“这是法律问题，你晚上不燃灯，罚十五元吧。”

    “我根本没有在晚上骑车呀！”我申辩说。

    “难道现在是白天？”

    “我骑车的时候还是白天呀，我现在想骑也骑不成了呀，只有推着回去，要灯干什么呢。”

    两个大汉眨着莫测高深的眼。

    “刚才他们说你的那些话，我还有点不相信，但现在却不能不相信了，”警官的鼻子嗤出尊严的液体，盯着我说，“你果然狡狯得厉害，不缴罚款也可以，脚踏车留下再说。你要知道，这不仅仅是为别人的安全着想，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万一被汽车压死，你说，你再想燃灯还来得及吗？我看，你还是奉公守法一点吧。”

    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掏出刚才借来的那一叠零零星星的一百元，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双手开始冰冷，赶紧搜索口袋，把内裤、袜子都摸过了，没有了呀，我的头像挨了七八个棒球。

    “怎么只有五十元？”

    直觉的，我奔向两位大汉，哭丧着脸问他们刚才捡钱的时候，是不是捡漏了。

    两位大汉的正义面孔霎时间变得更加正义，一种凛然的神气使我打了一个寒战，刚感到不对劲，一个耳光从天而降，我一缩头闪过。

    “打死你这个混蛋！”

    “什么，”另一个大汉潇洒地颠着脚跟，脸上露着微笑，“你的意思好像是说我们偷了你五十块钱，是吗？没有见过世面的朋友，我们身上的一根汗毛比你的腰都粗哩，撒赖也得拣拣对象呀！”

    警官走过来。

    “你如果咬定这两位先生拿你的钱，我只有把你们送到法院打官司。”

    “打官司就打官司！”我故态复萌说。

    “也可以，”警官揉揉鼻梁，招招一个拿钥匙的，“先把他关起来，明天一上班就办公文。”

    “为什么关我呀？”我问。

    “怕你逃掉。”

    “为什么不关他们？”我拉起喉咙说。

    “不怕他们逃掉呀！”

    我不得不明白过来了。我哀求他不要关我，我不打官司了，我承认我是被穷冲昏了脑筋，我承认我是诬告，我承认我的心术不正，想倒打一耙。

    “那么，”警官网开一面说，“缴了罚款走你的路。”

    在耀眼的灯光下，我战战兢兢地缴了十五块钱。壁上的钟正敲八点，敲得心都要粉碎。我推着那辆已跛了的脚踏车，奔出警察局大门，不几步，就望见那两位大汉正缓缓地走在前面，而且一路谈笑风生。

    “这家伙简直是个神经病！”一个说。

    “所以我趁势捞了他一把，”另一个得意地晃着脑袋说，“大概是五十元，看场电影也不错。”

    “我请你，”第一个嚷起来，“局长介绍你到‘正义促进会’当科长，明天就上班了，我得贺贺。”

    头上像响了个焦雷一样，我恍恍惚惚地站在十字街头，恨不得用指甲把自己的心给挖出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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