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谈勇

    如何才是正确的好勇？我们再看一段历史上的纪录。

    墨子谓骆猾厘曰：“吾闻子好勇。”曰：“然。吾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与斗而杀之”。墨子曰：“天下莫不予其所好，夺其所恶。今子闻其乡有勇士而斗而杀之，是恶勇，非好勇。”

    恐怕一般人，都是“骆猾厘式”的好勇，或简称之为“骆式”的好勇。现在电视、电影武打片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典型的好勇，尤其是一些青少年们，听说某人拳头厉害，就不服气，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对方较量较量，势必将对方打垮才甘心。以此来表现自己的本领比他大，武功比人高，而且还自鸣得意，认为自己勇敢，不怕死。而墨子对这种心理，痛下针砭地说，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对于自己所爱好的，就加以保护、照顾，而对于自己所厌恶的，则扬弃或者销毁。就好像你喜欢自己的小孩，你一定培植他，你讨厌吃人的野盖，就杀掉它。现在你听到哪里有勇士就去杀他，这是恶勇，而不是好勇。

    这是墨子所讲个人好勇的哲学。老实说，个人好勇，最高明的也不过是“任气尚侠”而已，其偏差的流弊很大，甚至眼瞅必报，犯禁杀人而自取灭亡。至于帝王好勇的偏差，则必然会穷兵黩武，以残杀侵略为能事，那就弄得生灵涂炭，造成社会、国家、人类的大祸害了。最后的结果，不但害了别人，自己的社会国家也同样受害，乃至于本身生命都不保。现代史的希特勒和第二次大战的日本军阀们，就是如此。只有一怒而“安”天下，这才是大勇。

    不管齐宣王口中所好的勇是什么勇，但他和孟子谈话时，是很够味道的。他也很尊重孟子，很有礼貌，对于孟子所提的意见，讲的大道理，都还算能听得进，认为不错，可是做不来，不能接受。到了要紧关头，受不了了，就想开溜，把话岔开。但他也很坦白，像前面孟子说到乐天、畏天的大道理，他就坦白地说，你这种高见实在很伟大，只可惜我是个老粗，我有好勇的毛病哪！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亻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四：‘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回巡狩；巡狩者，巡所狩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囗囗胥谗，民乃作恳，方命虐民，饮食若浪，流连荒亡，为诸侯忧。

    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说，大戒于国，出合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太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征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雪宫论政

    齐宣王有一次在他的雪宫，也许是夏天避暑的地方，也许是下雪时取暖的宫殿，但应该不是办公室，或会议厅之类处理政务的场所，多半是供享乐纳福的别墅——和孟子见面，他就眼前的享乐和设施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这和梁惠王在沼池上问的话一样。可见战国时那些诸侯们，不顾百姓死活，高高在上，那种志得意满的样子。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画面，好像老农夫们一天工作完毕，吃饱了晚饭，在门前大树下一坐，一支烟筒在手，摸摸挺起的大肚皮，大有“虽南面而王，不易也”的味道。

    孟子答复他说：有啊！谁有了这种环境都会感到快乐的，谁都希望能有这种享受。不过一般老百姓得不到这样的享受，就会埋怨他们的国君。老百姓如果因为得不到这快乐，而埋怨国君，实在是不对的。然而一个领导人，没有做到与民同乐，也是不对的。一个领导人，以人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老百姓也就会以领导人的快乐为快乐。领导人能把人民的忧苦，看成自己的忧苦来解决，那么老百姓也会把国君的忧烦，看成为自己的忧烦去尽忠。所以，如果领导人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人的忧苦为忧苦，而说他不能行王道于天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又在这里推销王道了，他好像推销员似的，随时随地都在叫卖：“王道！王道！”这也可见他忧世之急切了。

    他说了这番理论，似乎意犹未尽，又举出一件事例，企图说服齐宣王，他举的正是春秋时代齐景公和相国晏婴的一段故事。晏婴是历史上的名相，《晏子春秋》就是他的大作。

    当然，齐景公是姜太公的后人，而现在和孟子说话的齐宣王已经不是姜太公之后，他的祖先原是齐国的权臣田家，后来篡了位，而传给宣王的。孟子举出这段故事来也是一种很高明的说话技巧。从表面上看，孟子是以自己的口，说出他人（晏子）的意见来，而实际上他是借了他人（晏子）的口，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举出的这段历史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天齐景公对晏子说，我想去看看转附和朝亻舞这两座名山，然后沿海再到南方去，一直到琅邪为止。你看看，此行要怎么样才能够比得上先王他们那样的壮观呢？从“放于琅邪”和“比于先王观”这两句话上看，很明显地透露了齐景公当时，也是有统一天下的大志，并不是普通的观光旅行、游山玩水而已。只是当时有尊周——尊重中央政权的口号，不便把心意直接说出来。

    晏子不愧为名相，他很聪明，听了景公的问话，就先用一套历史哲学答复他说：“善哉，问也。”你这问题好极了。中国的佛经常有“善哉！善哉！”的说法，当时的译文就是套这些书来的。原文就是“好的”意思，佛家译经时，借用了这个名辞。后经佛家多年的开口“善哉”，闭口“善哉”，慢慢地似乎这两个字，就含了更多的意义，而有浓厚的宗教意味。

    晏子说了“这个问题很好”之后，接着就说，依照礼法，中央政府的天子，到各诸侯那里去巡视一周，叫做“巡狩”，意思是巡视诸侯所守的地方。而诸侯要到中央政府去朝见天子，名为“述职”，意思是向天子报告自己职务以内的事务。如果天下安定，没有非常特殊的意外事件的话，在春天，要出外视察民众的耕作情形，如果有情况欠佳的，就要设法补助。在秋天，则出外看着大家的收成和赋税状况，如果有入不敷出的，就设法贴补。所以在夏朝政治最修明的时候，民间流行的谚语说，君王不出来走走，我们哪里能喘口气？君王如果身心不适，我们又怎么得到他的帮助呢？所以古时候大家都希望帝王出来玩玩，好沾点光，得些好处。所谓“龙行一步，百草沾恩。”龙走一步路，下了雨，百草都得到滋养。所以那时候天子每次出来巡狩，不但给诸侯、大臣们一个警惕，同时也为“注意民生疾苦”树立一个榜样。

    晏子说了过去的，又说到当时的。他感叹今不如昔地说，现在可大不相同了啊！诸侯们离开国都，一有行动，就带了大批的军队侍卫。于是后勤的各种补给，诸如粮食的供应，一大批、一大批地运送出去。如此一来，原本吃不饱的老百姓们，大家工作得更劳苦了。在强烈的对比之下，老百姓的眼里难免就有了怨恨之色。闲话、怨言当然也就开始了。日积月累地，就造成社会上的反感心理。诸侯们的这种行为，违背了天理人道，对老百姓不但没有善尽保护之责，反而加以虐待。只要“流、连、荒、亡”四种现象一出现，政权就要出问题了。今天这些诸侯们的所作所为，真让人担心啊！

    像隋炀帝出游扬州，极尽奢靡，老百姓没有饭吃，他也不管。国君们只要动一动，下面的人就有的忙了，老百姓更是累得惨兮兮的。天怒人怨的结果，只有“好头颅”被搬家了。

    这使我们想到一个明朝的小故事。从前的某些小庙，相当可怜，住在庙里的小和尚，等于是地方官绅们的仆役，常要听他们的差使。有的人做了官，衣锦荣归，事先通知庙里和尚准备素斋，约了朋友，到山明水秀的庙里联欢，吟诗作对。有一次，这些大人先生们，吃罢素斋，悠游半日，大为赞赏，对和尚说，大家劳碌半生，今天这次清游，一顿素斋，太舒服了。老和尚说，各位大人是舒服了半天，可是我们已经忙碌了三天啦。这就是“劳者弗息”了。

    晏子又解释说，领导人的生活堕落，遂其私欲，像水势向下流，不知停止，就叫做“流”。违反人情，倒行逆施，如逆水而上，就叫做“连”。时常像野兽那样冲动，暴发兽性而不加节制，就叫做“荒”。沉溺酒色，永不满足，就叫做“亡”。这些都是领导人容易犯的错误。您景公方才问到，如何才可以比于先王的壮观。据我所知，先王们是不会有这样的“流”“连”之乐，也不会有这种“荒”“亡”的行径的。你自己看看该怎么办吧！

    齐景公听了他这番话，非常高兴，立即下命令改革政治。同时以身作则，走出深宫内院，接近百姓，访察民情，并且积极从事地方建设，注意到社会福利。景公将行政工作处理妥当以后，就把兼管国史、文化、礼乐的太师找来，要他在国史上记下这件事，并且为他和晏子这段君臣相得的美事，谱下一段乐章。《征招》、《角招》两篇乐章，就是由此而来。这乐章中有一句诗，意思是说，我们的国君虽然是大，但是没有关系，这并没有错，因为他扩充他的大，建设了我们这个康乐的社会，正是一位好的国君。

    这里孟子又针对齐宣王爱好享受的心理，借机启发他与民同乐，与民共享的精神。这次他运用的是鉴古以观今的手法，拿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加以阐述，孟子的用心，可谓良苦。他所讲的晏子，是春秋战国之间的名臣贤相，他留下的嘉言善政很多，大家不妨去读《晏子春秋》这本书，相信也会获益不浅。

    由齐宣王在雪宫中与孟子的一段对话，又联想到齐景公与晏子的另一则故事，几乎和孟子对齐宣王的回答同样有趣。这个故事简短而生动，而且更有内涵，并不像孟子的长篇大论。这件事故的资料记载在《晏子春秋》里。有一年的冬天，连下三天的大雪。齐景公穿了很好的白狐袍子，坐在王宫里纳福，他对晏子说，下了三天的大雪，似乎没有什么寒冷的感觉！晏子听了便说，一个贤明的君主，自己吃饱的时候，应该要想到社会上还有饥饿没饭吃人的。自己温暖的时候，更应该想到世上还有没有衣服穿，受寒冻死的人。齐景公听到晏子这样一说，马上便把身上的狐裘脱了下来，当然他脱下狐裘不是生晏子的气，他是被晏子说醒了，觉得自己过分享受，忘记了百姓的饥寒，当着晏子有点不好意思。所以齐景公到底还不失为当时的一个好国君，因此也才能使晏子尽忠而直言无隐。可惜孟子碰到的齐宣王，比齐景公要差了些。原先的记述是这样的：

    景公时，雨雪三日。被狐白裘，坐于堂侧，谓晏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贤君饱则知人饥，温则知人寒。公乃去裘。

    古书上短短五十字的精简记述，便说明了一个领导人在政治道德的心理行为上，应当如何自处的道理，内涵丰富而精辟。如果用现代话来写，又要用很多字了。所以讲中国文化的复兴扎根，实在应当要注意国学的素养，这是刻不容缓的事。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正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寄矣富人，哀此茕独。’”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什么明堂

    有一天，齐宣王提出一个问题对孟子说，现在外面有人建议我，要把明堂拆毁，你孟先生对这件事有什么高见？如一般人所说，把这座不实用的建筑拆除掉呢？还是保留下来好呢？

    所谓“明堂”，就是“明政教化之堂”，周代初期的建筑。也就是天子的庙堂，举凡祭祀、朝会诸侯、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等，意义重大的活动，当在这里举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表征，具有崇高的意义和文化的价值。在《礼记》中有一篇，专门记述明堂的建筑规格，以及政教活动的内容。以现代观念而言，它象征了固有文化的精神堡垒，比起法国的凯旋门，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乃至丹麦的美人鱼等等，不可同日而语，具有特殊的内涵与神圣的精神。

    齐宣王所说的这个明堂，是周武王东征时所建的，直到汉朝还存在，后世才逐渐湮灭。当然，它表征了中国文化，同时象征了当时中央政府周天子的尊严。在齐宣王的心目中，虽然久已不闻尊周的口号，可是还没有一个诸侯敢明目张胆地提出灭周的主张。齐宣王这时把国家治理得蛮有规模了，在他心理上，不能说没有取周而代之的野心。拆毁明堂，何尝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可见他有蔑视和反抗中央周天子的微妙心理。但在孟老夫子面前，又怕碰钉子，不敢开口，于是借口是外面有人传说。换言之，是民间的舆论如此，借此来试探孟子的意向。否则的话，他假如没有这个念头，根本认为不可行，就不必问孟子拆了好呢？还是不拆的好呢？

    孟子答复齐宣王的话，却也避开正面，不谈尊周与否的问题。他只说，这是王者之堂，象征着王道思想，您如果要想行王政的话，最好不要把明堂毁掉。齐宣王就说，你所说的王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对于王道仁政，孟子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而这里齐宣王还问孟子什么是王政，这就显示出齐宣王对孟子的意见，也许是根本没兴趣，从来就没有专心听过，所以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来。也许孟子所提倡的有关仁政学说，颇受当时社会民间的欢迎，各方予以好评，齐宣王不得不对孟子表示尊敬。也许这时候仁义还有利用的价值，可以披起仁义的外衣，而进行实质上的侵夺兼并，所以不得不向孟子请教。这也可以说是齐宣王的可怜处。

    再反过来看孟子，他也很难堪，他希望推行王道仁政，但屡次被齐宣王在重要关头，来个太极拳的推手，推得远远的。于是他又“打蛇贴棍上”式的，再顺着齐宣王的话，接上去，还是推销他的王道思想。用心之苦，实在苦得也很可怜！他们两个，虽然互相尊重，而彼此似乎又话不投机。

    在这里，孟子被直接问到王政的本题上去，自然有点兴奋了。我们知道，孟子是一直以孔子的学说为标榜。而孔子对于政治，是推崇上古以及文、武、周公的政治风范的。所以孟子就举出周文王的政绩答复说，以前周文王在歧山发祥之初，走的就是传统王道精神的政治路线。第一点：“耕者九一”，对农民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赋。

    这是古代的土地政策，后世称作“井田制度”。当时地广人稀，没有私人财产制，土地均属国有，田园都依照方整观念来划一。每一田园，在规制上区分“井”字式，分成九部分，收获的时候，四周八分，分别归八户农民所私有，中间一份公田，收成归政府，所以说只收九分之一的田赋，后世称此为“井田制度”。其实九分之一的田赋税收，也只是后世人根据古代资料来讲的。究竟实际情形如何？这种制度，历代学者也有很用心去考证的，但到底还不够详细，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当时人口稀少，土地广大而没有太多利用和开发。其实在管仲相齐桓公的时期，以及秦孝公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早已演变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态了，商鞅只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也可以说，他师法管仲，订出一套完整而具体的法制来管理。

    在历史上，秦以后，曾经有不少人向往古代的井田制度，更曾经有几度，意欲恢复它。最显着的莫如汉朝的王莽，想恢复井田制度，取消私有财产制。当然，王莽并不是因为有高深的政治思想或突出的见地，只是盲目的好古，妄想复古而已，所以没有成功。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也想走这个路子，因为用人不当，也失败了。

    孟子说到第二点“仁者世禄”，是说当时的政府官职，大多数是世代相袭的。这一点，和我们今天的观念不同。但在孟子当时，却不能说他百分之百是错误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一直延续这样的制度。不仅在教育制度上，政治思想上也都是如此，没有发展出全民教育的观念，读书人也都是士大夫的世家世袭的。我们以现在民主思想为基础，就会批评那是封建思想，甚至斥为封建余毒。可是我们如果综合了时间、社会、经济、政治等等因素，去探讨这种制度的精神，则可发现，它的功用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可能还是鼓励人们保护及发扬传统文化的最好制度。总之，我们论史，应该尽量客观厚道，就“时”论事。不能纯出主观，以今之所有，笑古之所无；也不能以古之所无，便否认今之所有。

    第三点，孟子说到“关市”方面，关卡和互市，也就是现在的关税和商业市场上的捐税。这在文王时期是“讥而不征”的。只是派人巡察，看看有没有非法之物，顺便了解货物的议价状况，并不需要收什么关税、交易税之类。因为在战国当时，征敛相当繁琐、严苛，常常弄得民不聊生，所以他提出这一点。

    再其次，说到周文王时“泽梁无禁”。泽为水泽，梁指山林。广义地说，就是无论上山下海，包括河川的资源开发，山林资源的开发，都是没有什么禁令的。人民在这方面的生产是自由的，但人民也懂得节制，不至于弄到资源枯竭。这里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倒退回去两千多年看，那时候的社会结构，可以说一切都还在尚未开发的阶段。情况和现在不大相同。

    在司法方面，孟子指出“罪人不孥”。就是罪不及妻子，个人犯罪个人承当，自己受法律制裁，与家属无关。这句话在今天的年轻人听来，觉得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大家目前所认识的法律，本来就是如此，似乎这句话是多余的。可是在还没有推翻清朝以前，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不像今天民主制度的法治精神。由春秋战国到清代的几千年帝制中，有许多情况，都是罪及妻孥，乃至于一人犯罪，可以诛灭九族，全凭当时帝王的意思而定。所谓“人主”者，朕即国家，朕即法律，他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他说的话就是最高的法律。在这种情形之下，孟子讲这句话，就非同小可了，可以说孟子相当大胆，凭他的浩然正气而对宣王进谏直言。

    接着，孟子又举出在周朝的王道政治上，社会福利事业的成功，他说：鳏、寡、孤、独这四种人，是社会上最困苦无依的人。文王当时，凡是仁政爱民的措施，一定先顾及到这些人，使孤苦无依的人优先得到利益。他同时引用了《诗经·小雅·节南山·正月篇》第十三章，最后两句“哿以富人，哀此茕独”来强调穷人的可怜。诗的意思是说，社会上一般衣食无忧的人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有些孤苦伶什的人还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呢？对这些人，我们必须伸出关切和同情的援手。

    孟子说“王政”说到这里月侧才一开头，还没有讲到正题上去，可是齐宣王似乎已经听不下去，又打起太极拳来了，插上一句“善哉言乎！”意思是说，你讲得好，讲得很好。又把“王政”这个正题用太极拳的推手往外一推。可是孟子还是用打蛇贴棍上的办法说，您既然认为这个道理很好，可是为什么不去实行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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