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一会儿，电话接通，陈开枝说：“有重要任务，上面有人来，谢非同志叫你马上做好准备，尽快赶到深圳。”

    牛正武一面听陈开枝讲着，一面在寻思：**总书记前年来过，李鹏总理去年来过，这两次我都随行采访；日前听说杨尚昆刚到广东，现在，又会是哪位重要人物来呢？会不会是……

    大概陈开枝已猜到牛正武在寻思什么，补充一句说：“是我们这些年一直盼望的，掌舵的。”他一说“掌舵的”，牛正武马上就明白了。

    赶到深圳时已是傍晚时分。在迎宾馆餐厅就餐时，谢非当面给牛正武交代任务，说：“原来说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不让报道，所以事前没有通知你来，可是小平同志一到，外面就传开了，看来我们也要做好报道的准备。小平同志上次视察广东是在1984年，距今已经整整8年了。我们一直盼望着小平同志再次亲临广东视察，现在终于盼来了。”

    晚饭后，谢非秘书陈建华把牛正武带到他房间，要他听上午讲话的录音。牛打开录音机，一遍又一遍地静听，因为他是第一次听小平同志讲四川话，说话的现场又有别的声音，初听还不完全懂，所以要反复听，慢慢他就听明白了。那抑扬顿挫的四川方言，扣人心弦，言简意赅的谈话内容，振聋发聩，牛正武立刻想，这谈话太重要了。

    但是牛正武很快就碰到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难题——小平同志到广东之前，就让工作人员向广东宣布了四个“不”：不听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报。

    不过，小平同志到广东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港澳报纸很快披露小平同志到南粤的新闻，争相报道小平同志到特区的行踪。虚虚实实，捕风捉影。省委书记谢非向小平同志当面请示：海外已在传闻，是否可以正式发个消息？小平同志没有同意。过了几天，海外舆论纷纷报道、评论邓小平南行，认为意义重大。此时，谢非再次当面请示小平同志，说此行对改革开放将起巨大促进作用，在海外已引起巨大反响，广东希望能报一下。小平同志还是不同意。待到了珠海，邓小平南行的消息已传遍全国，人们受到极大鼓舞。谢非又一次请示小平同志，他仍然不同意。谢非三次当面请示希望报道，小平同志都坚持不同意。他说：“不开这个口子。”

    作为一个国家通讯社记者，牛正武不能不遵守纪律，放弃了公开报道的想法。

    但后来“口子”似乎有了松动。

    邓小平在广东度过了11天，临近春节时前往上海了。尽管海外舆论已刮起了“邓旋风”，广东从省到市报纸上都只字未提。很快猴年春节到了，从上海发出了邓小平与上海人民共度春节的消息。这让广东省市领导一阵振奋。

    春节之后，广东省委召开厅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邓小平谈话的记录稿。2月底，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作为**中央文件正式向全党作了传达。《人民日报》、《南方日报》、《解放日报》、《深圳特区报》等中央和地方报纸，相继连续发表社论、评论，传达和阐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可是，邓小平南方之行的详情，仍然未见诸报端。

    文字报道的“口子”一时开不了，可不可以先发表照片呢？牛正武和广东几家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点。

    2月中旬，牛正武选了几张好照片，寄给了新华社《   望》周刊，希望能在封面和封底刊登。时隔多日，不见音讯。牛正武只好选了一张《邓小平在仙湖植物园散步》的照片，在2月29日广东分社办的《体育参考》的头版头条位置大幅刊出。

    3月18日，《南方日报》以整版篇幅彩色印刷，刊登了该报摄影记者梁伯权拍摄的邓小平在广东的照片。接着，《羊城晚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陈建华拍摄的照片。《广州日报》一位负责同志特地找到牛正武， 3月20日以“小平同志在南粤人民中”的通栏标题，用整版篇幅刊登了牛和陈建华的照片。深圳、珠海的报纸也都整版刊登了邓小平在当地的照片。邓小平南方之行，就这样以照片形式最先见诸报端了。

    真正彻底打开“口子”的是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

    他是深圳市惟一选派的一位全程跟随采访的文字记者，据他透露：当深圳人送别小平同志后，关于他视察的消息却被有关方面告知“暂不作公开报道”。

    3月22日，陈锡添照例习惯地到办公室取信和当日送达的报纸时，忽然从《南方日报》上看到一则记写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不由得眼前一亮：这是否意味着关于小平同志在深圳的纪实性材料也同样可以公开见报了？

    陈锡添的这一想法获得当时报社主要领导的支持，并决定作为近期最重要的报道隆重推出。为抢时效，采取的是边写边发排边内部由社长区汇文同志审阅的特殊运作方式。

    24日下午，陈锡添一口气将一万一千字的稿子写了出来。当天晚上，社长区汇文审阅了全部发排好的小样。25日上午，陈锡添和社长就一起拿着稿件去市委宣传部送审。

    有传言说，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暗示陈锡添写这篇通讯，对这种说法，陈锡添反驳说：“这是猜测。绝对没有，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说了‘发吧’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

    文章在3月26日见报后，陈锡添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通讯中很多是‘邓小平说’，‘邓小平说’，弄错了怎么办啊？”直到 30日晚上，陈锡添值夜班，突然发现接收新华社通稿的机器嚓嚓嚓嚓打个没完，原来他的稿子出来了，一万一千字。陈锡添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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