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已不再担任**深圳市委主要领导职务的一位老同志在这节骨眼上将一份五千言的《关于深圳特区建设的几点意见》交给了中纪委常委毛铎。当时由毛铎带领的工作组刚进驻深圳。

    《人民日报》记者林里对调查组在深圳引起的反响作了如下描述：

    我到深圳以前，办案人员早已捷足先登。我们住在同一个招待所里。当我听说，深圳特区被列为“重点省的重点区”的时候，我几次试图问个究竟，目的是避免“撞车”，“唱对台戏”。一片好心善意，完全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的。可是，不管怎么努力，对方都回答一个“不知道”。他们不跟陌生人说话，不同一般人打招呼。尽管“同吃同住”，但互不来往。尽管在一个餐厅用餐，但他们躲在餐厅的角落里，还竖起一道屏风，像是生怕被人看见似的。餐厅本是“自由论坛的场所”，食客们免不了说三道四。人们称他们为“神秘的人”，“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

    对于调查组的所作所为，“食客”们很快就议论纷纷起来：

    “办案人员一到深圳，就说深圳80%的干部都烂掉了。又说，在这烂掉的80%的干部中，80%的经济收入是非法所得。”

    “是的，经济特区是搞经济的。不过，经济特区不见得都是经济犯罪呀。”

    “如果真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那么，深圳的高楼大厦又是哪来的？”

    “当然，谁都不能保证，深圳没有一个经济罪犯。但是。两个80%肯定没有。再说，经济罪犯，也并不是经济特区的特产。”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国家没有经济特区吧，不也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

    “‘文化革命’期间，说我们是走资派，我们不服。后来，说我们不是走资派，‘解放了’，还要我们感谢这，感谢那，还要我们正确对待。要是再来一次什么大革命，或者小革命，我们不就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不就是首当其冲的被斗户？”

    “我们的忧虑，并不是多余，更不是痴人梦语。经济学界的某些同志，早在1981年夏天，就给我们准备了帽子，就给经济特区下了断语，说经济特区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既然特区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这些在特区工作的负责人，还不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

    调查组很快就在1982年的年初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有细心人数了一下，这份调查报告只是在开头用了90个字对特区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肯定，接下来就列了“特区建设中也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

    引进外资和设备有很大的盲目性；

    同外商打交道吃亏上当的情况相当严重；

    经济管理相当混乱；

    引进企业职工所得太多(月平均为150元,少数人高达200元、300元甚至500元)。

    调查组在撰写调查报告的同时,又整理了一份材料,题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份调查报告给予了高度关注。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

    任仲夷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另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

    胡耀邦、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会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的工作切实做好。但有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座谈纪要以**中央文件下发各地，其基本精神和主要措施“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办法上去”。

    使特区感到压力更大的是，这个文件还有一个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

    吴南生等人看了，不禁愣了起来。试办经济特区刚刚开始，如今就提出“租界”问题，实在令人费解后怕。

    “租界”本来是帝国主义炮舰政策、清朝政府昏庸无能的产物，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总担心特区会变成旧中国的租界，甚至把同外商合作连片开发土地，视同当年上海租界一样搞“圈地运动”？经济特区把海外资本吸引进来成片开发土地，这是在我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事的，是我国主权的自觉运用，这与丧权辱国的“租界”毫无共同之处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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