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论断，他说：“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马克思提出的是一个艺术鉴赏力的问题，即要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力，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这一论断揭示了审美鉴赏中的一个重要规律。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却出现了一个“音乐的耳朵”鉴赏失误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据《西清诗话》记载，宋代有一个叫做义海的和尚，很会鉴赏诗歌和音乐。有一天，欧阳修问苏轼说：“描写弹琴的诗歌谁写得最好？”苏轼说：“那要数唐代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了。”欧阳修说：“不对，这首诗只不过是描写听人家弹琵琶，不是弹琴。”因为欧阳修是苏轼的老师，所以苏轼也就不好说什么。

    那么是不是苏轼错了呢？有人就去问和尚义海，义海说：“不对，欧阳修是一代英才，想不到在这个问题上出了错。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诗中写得很明白，其中句子如‘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是写琴声的轻柔细屑，从中可以见出真正的感情；‘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描写琴声表现了一种精神余溢的气势，这很能动人视听；‘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写琴声的纵横变化，但仍不失于自然；‘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是写琴声的脱颖孤峙，不同于流俗；而‘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则又是写琴声的抑扬起伏，不拘泥于老俗套的表现形式。这些都是描写弹琴的指法技巧，写琴声的妙处，而且也只有琴才能这样，琵琶就不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的描写，说明韩愈深得鉴赏琴声的奥妙，而欧阳修的随便批评则是错误的。”义海的话真是切中肯綮。

    大概是受了欧阳修批评韩愈的影响，或者是苏轼在听琴时未加留意，或者是鉴赏音乐的修养不够，苏轼也写了一首《听贤师琴诗》。其诗为：

    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门前剥啄谁叩门，山僧未闲君勿嗔。归家且觅千斛水，净洗从来筝笛耳。

    这首诗也同样受到了和尚义海的批评，不过这次批评的重点已不是琵琶与琴声的区别了，而是集中在琴声与其他众多乐器声相比的独特性上。义海说，苏轼此诗虽然气势倒山填海，然而并不知道琴声的独特，其中的“小弦廉折亮以清”的描写，凡是带有丝弦的声音都是如此，怎么单单是琴声如此呢？其诗中讲到的“大弦”如何如何，“小弦”如何如何，都没有写出弹琴者运用手指技巧所奏出的韵味来；还有，诗中说“牛鸣盎中雉登木”，是概指宫与角两音的，其实，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乐器所发的八音都是如此，岂独是有丝弦的琴声才是如此呢？这样，义海又一次以精到的批评赢得了人们的称赞。

    义海以对听琴诗的精湛批评显示了他对音乐艺术的深厚造诣。而欧阳修和苏轼二人呢，一个是判断失误，一个是艺术鉴赏力还不够深厚，二人都出了毛病。其实，苏轼是很懂音乐的，他对《阳关三叠》该如何唱法就提出过见解。欧阳修也是如此，他曾经津津有味地欣赏过老朋友沈夫子演唱他写的《滁州醉翁亭歌》，并且说：“贤哉沈子兮，能写我心而慰彼相思。”（《醉翁吟并序》）但是，懂得音乐与掌握每一乐器的声乐所表现的独特性却不同，后者是进了一层的。更深厚的修养，要对每一乐器所奏声乐能有独到的较高水平的鉴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三国时周瑜颇精通音乐，据说每当乐工奏错了音，他都要回头看一眼不可，以至后世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说。设想周瑜如果对音乐进行品评鉴赏，他一定也可以提出精到的见解。但是对于真正的音乐鉴赏来说，则必须达到义海那种掌握每一种声乐独特性的程度，才可以说真正具备了“音乐感的耳朵”。

    附：韩愈《听颖师弹琴》：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簧。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床。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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