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生活中，人逢喜事，常有迫不及待向人夸示之意，而于穷苦之际，则郁郁寡欢，不欲多言。但在文学创作中，情况却正好相反，用韩愈的话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古往今来的伟大作品，从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到杜甫的诗篇、曹雪芹的小说，无不抒写忧患之思、愤激之情，而表现喜悦之情的优秀作品，则比较少见。这也许只有通过研究人的心态，才能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喜悦之情的产生，常常由于某种目的的达到，这时人确实会引起一阵或强或弱的情绪波动，涌起一种按捺不住的感情，迫切地想告诉他人，让他人分享自己的喜悦，或羡慕自己的成功。但人的**是无限制的，随着一个目的达到，必然会有另一个目的出现，这时整个身心又会转入对新目的的追求，原来的情绪波动很快就会平息下来。悲哀的情绪则相反。人产生悲伤之情，通常是由于失去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又总是和血缘、情爱、理想、事业连在一起，其价值因人而异，一般为某人专有，故因失去而产生的悲哀，难以喻之他人，因此也就不欲多言。凡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其价值的东西，都在失去后显得格外可贵，故因悔恨而引起的思念，常常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由此可见，悲哀之情的强度和复杂性，都要远远超过喜悦之情。情绪的强度愈大，整个自我为其支配的倾向也愈大，从主观上讲，作者表现悲哀之情的冲动也更大。用文字表达情感，往往要经过沉思的阶段，从客观上讲，悲哀之情也更宜于表达。况且郁结在胸中的情意总得有个宣泄之处，如果不能付之于言，那么付之文字的**势必更加强烈。

    “拾遗苦被苍生累，赢得乾坤不尽愁”（陈献章《吊杜公墓》）。“一代悲歌成国史，二南风化在骚人”（屈大均《杜曲谒子美先生祠》）。在历代诗人中，没有谁比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愤激之情更深了。但不能因此说，杜甫不善于抒写喜悦之情，杜诗中没有欢快之作。当诗人在鄜州探亲时，听到唐朝军队已经逼近长安，作《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字字快利，笔笔含有喜气，一片欢快之情，飞动纸上。回到长安后，又作《洗兵马》，写春日暄妍、百官欢忭之状，如在目前，喜悦之意，浮动笔墨之间。宋代张戒说杜甫作诗，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对景亦可，不对景亦可，喜怒哀乐，不择所遇，一发于诗。盖出口成诗，非作诗也”（《岁寒堂诗话》）。无论写喜写忧，都出于诗人的至性至情，从心中涌起，从笔下流出，留在纸上，表现在诗中，和读者的性情相合，从而激起共鸣，感动他人。前人都认为，在历来描写喜悦之情的作品中，还没有哪一篇能和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相比。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作于代宗广德元年（763），当时严武奉命还朝，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无法在成都生活，寓居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这时距安史之乱爆发已近八年，距杜甫弃官西去，举家南游，也已四年。在此期间，诗人饱尝流离之苦，无时无刻不希望能早日平息叛乱，归还家园。这种希望，在抑郁之情的煎熬中，已经达到极其紧张的水平。一旦听到官军直捣叛军巢窟的消息，想到天下就要太平，返回故乡的希望就要实现，原先情绪的极度紧张突然得到解除，必然会破愁为喜，产生极度的欢乐。“剑外忽传收蓟北”，正是这个“忽”字，使诗人惊喜欲绝，在感情上掀起极大的波澜。

    “漫卷诗书喜欲狂”，没有这种情绪上的剧烈变化，没有这种狂喜激起诗人不可抑制的诗情，决写不出这样感人的文字。这种狂喜之情，常常突然在某些人的心中激起，又很快从他身上消失，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感受，但很少有人能逼真地将它表现出来。杜甫这首诗，用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这些动态的词语，从神色、心情、举止等各个方面，写出诗人在仓卒之间，兴奋激动，既惊且喜的情状，真可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梁启超说：“那种手舞足蹈情形，从心坎上奔迸而出，我说他和古乐府的《公无渡河》是同一笔法，彼是写忽然剧变的悲情，此是写忽然剧变的喜情。”（《情圣杜甫》）这首诗一气流注，其疾如飞，浑灏流传，沉着激昂，与轻滑流利者有别；晓畅明白，如行云流水，绝无装饰，愈朴愈真，又与粗率浅薄者不同。全诗无一字不喜，无一字不跃，将一种狂喜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古今喜情诗的绝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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