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八月，一场暴风卷走了草堂屋顶上的茅草，随后乌云翻滚，秋雨滂沱，屋漏床湿，被冷如铁。面对着这种景象，杜甫彻夜不眠。但他所想念感叹的，不仅是个人在战乱之后所遭受的种种困苦，而联想起普天下和自己同样遭遇的寒士，进而萌发出这样的愿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屋漏偏遭连夜雨的苦况，人们常常会遇到，但说出这样感人的话来，杜甫应是第一人。由于大多数人都处在和杜甫相似的困境之中，但又都缺乏杜甫那样开阔的胸怀，故这几句诗，一直引起后人由衷的赞叹（可惜没有由衷的惭愧），因此没有必要再在上面增添一些雷同的赞美之词。有必要指出的是：杜甫产生这种愿望，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想入非非，而是出于一种十分自然的感触；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他一生中，始终不曾泯没过。

    作为一个志趣高远、命运多舛的人，杜甫在颠沛流离、艰难困苦之际，既不贪图功名，也不羡慕荣华，而能始终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们，将对自身的感叹，转化为对他人的同情。当他在途中遇到大水，感叹的不是行路的艰难，而是：“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因悲林中士，未脱众鱼腹。”（《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当他身受炎热之苦的时候，白天想的是干旱给百姓带来的灾害：“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夏日叹》）夜晚想的是那些连洗个澡都不可得的士兵：“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夏夜叹》）当他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颠沛的时候，想的是：“此身免荷芟，未敢辞路难！”（《寒峡》）当他避乱外出，在回成都后看到草堂破败、树木凋伤时，想的是：“敢为故林主，黎庶犹未康。”（《四松》）时时处处，推己及人，这正是他的境界要远远高于贾谊等人的地方。

    “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鱼在网中绝望地挣扎，鸟在空中自由地歌唱，虽然万物的命运各有不同，但一个怀有恻隐之心的仁者，应当一视同仁地看待，不能理所当然地让谁去承受不幸。有了这样的认识，杜甫对比他更不幸的人们，必然充满同情心。由于杜甫从不曾放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夙愿，从而一直怀有“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之沟中”的负罪感，并对济世泽民怀有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诗人还只是幻想能有千万间大厦来庇护天下的寒士，在《寄柏学士林居》中进而呼喊：“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

    也许是由于没有杜甫的境遇，也许是由于没有杜甫的情感，也许是由于没有杜甫的襟怀，也许是叹服杜甫的伟大，也许是不愿跟着前人学语，总之，虽然这些诗句一直脍炙人口，但后世同样的作品却不多见。比较相似的是白居易的几首诗：“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裘》）“百姓多寒不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事有咏》）。宋人曾将杜、白的诗作过一番比较：“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者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黄彻《?溪诗话》）白居易能不和一般官吏同流合污，这是他可贵之处。但从他一生行事看，所信奉的主要还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而杜甫则不管穷达，都要兼济天下；白居易是推己及人，杜甫则是舍己为人。方孝孺说杜甫：“此其心愿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虽饥寒有不暇顾，视夫自私之徒，如蝼蚁之求穴，则叹而哀之。是心也，使幸而达诸天下，虽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浅德者，顾以大言为先生病。呜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于言，岂众人之所能识哉？”（《成都杜先生草堂碑》）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不仅白居易没有，纵观中国历史，也很罕见。另外，由于杜甫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在他身上还有一种士大夫缺乏的品质，即和下层民众平等的交往，及由此产生的亲密的感情。黄生说：“杜公关心民物，忧乐无方，真境相对，真情相触，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杜诗说》）白居易对下层民众不能说没有同情心，但这种同情，总带有恩赐怜悯的味儿。和杜诗相比，白诗只是学其意、效其词，缺乏切身的感受，因此也就不像杜诗那样真切动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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