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叛乱之后，由于唐玄宗的猜忌、杨国忠的干扰，哥舒翰兵败潼关，二十万军队一朝覆没。尽管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依然率军转战，但因势单力薄，要想收复长安，消灭叛军，实非易事。由于回纥愿意助战，经郭子仪建议，唐王朝借兵回纥，以资平乱。当时平叛如同救火，一切都从此着眼，为此着想，至于其后果会怎样，已无暇多想，实也难以料及。过去有些人根据《北征》中的几句诗：“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认为杜甫已事先料到“借兵回纥，终为国患”。其实杜甫当时并没有这种深忧远虑。这几句诗的文势直贯下面“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浦起龙认为杜甫“深以速收京阙，直捣贼巢为望”，“盖此时所急，尤在克复，不与《留花门》同旨”（《读杜心解》）。这种看法，还是比较符合杜诗原意的。联系杜甫同时所作的《喜闻官军已临贼境》看，就更清楚了：“花门（回纥的代称）腾绝漠，拓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在此只见喜悦之情，绝无忧虑之意。

    在杜甫写了上面所引两首诗后仅一个月，即肃宗至德二年（757）十月，回纥精骑和郭子仪的朔方军一起克复西京（长安）。当时杜甫还在鄜州家中，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沉没在一片欢庆声中，而能见微知著，心怀隐忧，以期上下共戒，防患未然：“汗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杕杜》，归及荐樱桃。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收京》）为了尽快收复长安、洛阳，唐肃宗事前曾不惜以牺牲两京年轻妇女和金银财宝为代价，求取回纥的帮助，和回纥统帅定下一个可悲更可耻的盟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唐纪》肃宗至德二年）杜甫担忧收京之后，回纥恃功邀赏，肆其淫威，诸将僭奢无度，骄横跋扈，这万方送喜之时，正是祸起忧生之端。而回纥入东京之后，果然纵兵掳掠，洛阳市民最后交出罗绮万匹，方才罢休。至于以后诸将跋扈，藩镇割据，更成了唐朝后期最大内患。杜甫的忧虑，不幸竟一一成为现实。

    不过唐肃宗显然并没有因回纥的大肆掳掠而觉悟，更没有从中汲取教训，还接受了回纥屯兵沙苑的要求，从此以后，回纥骑兵豕突，骚扰不已。正是耳闻目睹了这种状况之后，杜甫写了《留花门》这首诗，诗中主要写了留花门的危害，其意则为花门不该留。“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这些诗句，形象地描写了当时回纥兵不能剿叛，反而害民的景象。但当时的唐王朝，对此却显得束手无策。肃宗用以羁縻笼络回纥的本领，除了奉送金银财帛，就是出卖女色了。乾元元年（758）七月，肃宗将幼女宁国公主嫁给回纥可汗为妻，临别时，公主发誓说：“国家事重，死且不恨。”（《资治通鉴·唐纪》）国家的安危，竟系在一个弱女子的身上，真可羞可怜。虽然宁国公主深明大义，不惜牺牲自己，有所作为，但结果却并不如意。一年后，回纥兵败，可汗死去，公主不愿殉葬，最后忍耻含羞，剺面而归。“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秋思抛云髻，腰支媵宝衣。群凶犹索战，回首意多违”（《即事》）。这首诗既是当时和亲失败的记录，也是对朝廷和亲政策的批判。

    “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留花门》）。借兵异族，原是不得己的事，其危害是众目共睹的。诗人忧深思切，比一般人要看得更远：“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蜂虿终怀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遣愤》）回纥恃功邀赏，骄横肆虐，固然是时事之可愤者，但更令人愤慨的是：当时朝廷蔽于近幸，猜忌大臣，养毒贻患，自取其侮。杜甫认为，要讨叛平乱，最重要的是上下之间的同心协力，如果不思修德奋发，只知依赖外力，结果无不由借兵而召侮，自食其苦果。杜甫晚年曾作过一首小诗：“贞观铜牙弩，开元锦绣张。花门小箭好，此物弃沙场。”（《复愁》）这首诗，绝非仅仅为“铜牙弩”、“锦绣张”的废弃而可惜，也是对唐王朝不思自振的喟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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