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鲤鱼跃过龙门可以变成龙，于是便拼死拼活地在龙门跳啊跳啊，一些跳过去的，就成了可以变化、可以升天的神龙，大多数跳不过去的，就筋疲力尽地相继死去。

    唐代科举的意义恐怕不会比鲤鱼跃龙门小，自从文人的前程要由考试来决定，这科举就成了文人性命攸关的一道关口。考上了的，自然日后一路顺风；名落孙山的，则今后一生倒霉。因此，文人幸与不幸往往系于科举。从“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钱起《下第题长安客舍》）中，可以看到落第文人的伤心；从“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中，可以看到考完尚不知消息的举子的急切与卑微；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孟郊《登科后》）中，可以看到新科进士的狂喜。不仅如此，一试而中和屡试方中者，心理反应也不同，徐夤《赠垂光同年》中两句：“丹桂攀来十七春，如今始见茜袍新”，那喜中有悲、悲中有喜的神情，怎能和少年得意一举中进士的意气洋洋相比？

    杜牧是个幸运者，也许是他出身名门的缘故，大和二年（828）他去参加进士考试，就有一帮人争先恐后和他攀交情，据杜牧自己回忆，当时“先进之士……争为知己者不啻二十人”（《投知己书》），而一个太学博士吴武陵更直截了当地找到主考官崔郾，说：

    向者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

    然后抑扬顿挫地念了一遍《阿房宫赋》，并要求崔郾答应给杜牧第一名，可崔郾早已把一至四名走了后门，所以只好约定为第五名。后来果然杜牧以第五名及第（唐王定保《唐摭言》）。

    偏偏是好事成双，平时不常有的制举也在这年三月举行，杜牧赶早不如赶巧，又是一举成功，得到了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的职位，这年他二十六岁。“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本事诗》），少不了洋洋得意，有一首写于科举刚刚结束、制举尚未开始时的《及第后寄长安故人》，很能表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

    可是，李商隐在这道龙门面前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他和杜牧同一年参加科考，但直到开成二年（837）才考中进士，中间经历了十年之久。据他自己《上崔华州书》等文的记述，一次是被贾□排斥，一次因病不能赴考，一次被崔郸贬抑，这使他有时想起来就气得恼火，常常写诗作文发牢骚。《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说：“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这还说得客气，另一篇《别令狐拾遗书》说：“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困不动……真令人不爱此世而欲狂走远飏耳”，就有些要骂人的姿态了。按他的说法，考不中的原因似乎是主考官总和他过不去及他未曾向当权者送行卷（《与陶进士书》），但根本原因是他后台不硬、靠山不大。唐代人考进士，常常后门比前门宽，没有人不通过各种渠道巴结权贵、结交名人来疏通主考官的，认识的人名望越大、地位越高，中进士的机会就越大。所以，当开成二年令狐绹极力向高锴推荐李商隐后，他终于考中了进士，在他的《与陶进士书》中曾直言不讳地写到了这次中试的缘故：

    夏口主举人（即高锴）时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三道而退，亦不为荐托之辞，故夏口与及第。

    中了进士自然应该高兴，可是十年折腾，十年反复，他好像已经高兴不起来了。在及第后写的唯一提到中举的诗《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里，竟看不出多少欢喜的模样，反而有些淡淡的愁容：

    芳桂当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压春期。江鱼朔雁长相忆，秦树嵩云自不知。下苑经过劳想像，东门送饯又差池。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大雁塔。

    唐代风习，考中进士者必游此塔。

    杜牧中进士二十六岁，李商隐中进士也是二十六岁，看上去差不多，但实际上却大不同。杜牧出身贵族，是根本不着急应考，李商隐出身低微，是急于要考取功名；杜牧一试而中，根本不花力气，李商隐却考了十年，苦不堪言，所以杜牧的心理上充满了自信、骄傲与自豪，这使他一辈子都有一个高朗洒脱的性格，而李商隐却在心理上留下了伤痕，一种急迫、激奋、压抑的情绪使他一生都常笼罩在心理阴影中，这恐怕也是他们的诗风在后来呈现相异之处的原因之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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