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锁链上，各个朝代就像一环扣一环似的延伸开来。在那一长串的链条上，时而会出现薄弱的环节，有的王朝甚至极为短命，南明弘光朝就是一个典型。福王朱由崧由他登基算起，到强悍的清兵攻占南京，沦为阶下囚为止，仅短短的一年。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朱由崧取“弘光”为年号，即寓继承明朝正统，使其弘扬光大之意。这大概是为了讨个吉利吧。遗憾的是，这吉利的年号终究无法挽救其腐朽透顶的政权。那么弘光朝如此迅速覆亡，人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钱谦益写过一首七律《一年》，试图对这一历史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型。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剺面呼风蜮鬼灵。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作者在弘光朝曾任礼部尚书，对于“小朝廷”的覆亡自有切肤之痛。“遗恨虚传”正道出诗的主旨。从全诗来看，作者似乎想揭示弘光朝覆亡的原因，但他将铸成这一历史性的错误归罪于一批奸佞之徒，实在不公平。诗中运用了两个历史典故：一是南朝陈后主创制《玉树后庭花》，整天和妃嫔沉醉在淫乐之中，终于导致陈的灭亡。一是晋武帝平日沉溺于酒色，在位末年天上出现长星，他在华林园举杯祝酒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这两个典故原意是说陈后主和晋孝武帝沉湎于酒色，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但在这首诗中作者却用“岂有”“也无”这样的否定句式表示朱由崧和陈后主、晋孝武帝有所不同，诗的矛头不是指向“天子”，而是指向“狐群”“蜮鬼”，指出“不随京洛尽”的奸佞之辈。

    固然，弘光朝当道权奸马士英、阮大铖之辈，贪婪纳贿，陷害贤良，使的朝政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对南明政权的覆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更进一步追究，何以这批权奸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其根本原因乃是因为最高统治者弘光帝的荒淫无能。对于这一点，牧斋不可能不了解，但他有意“为尊者讳”，削弱了这首诗的批判力量。对于同一事件，吴伟业在《读史杂感》中有痛切的描述：“闻筑新宫就，君王拥丽华。尚言虚内主，广欲选良家。使者螭头舫，才人豹尾车。可怜青冢月，已照白门花。”这首诗明确将朱由崧比作陈后主，揭露他登上帝位后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却忙着“筑新宫”，选“内主”，派太监四出活动，结果那些入选的妃嫔，有的甚至未能见福王一面，即被清兵俘虏，成了可怜的战利品。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俯拾皆是，昊伟业《鹿樵纪闻》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西宫落成，改名慈禧殿。分遣内官催各省金花殿价及一应年额关税盐课。礼部再选淑女，富室官家有隐匿者，四邻连坐。

    ……

    是日汇选淑女于贡院，七十人中选中阮姓一名，大铖侄女也。壬戌，送到浙中淑女五十人，选中王姓一名，周姓一名，俱送皇监。

    这两段记载描述了宫庭选妃嫔的一幕。民间为此备受骚扰，以致有“母女自尽”这类惨剧发生。从中还可以看到选淑女实与礼部有关，难怪身为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对此噤若寒蝉，不着一字。

    其实，朱由崧的荒淫生活并非登上皇帝宝座之后才开始的，早在马士英等密谋拥立福王时，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人就极力反对，提出不可立的理由有七条，即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著名的“七不可”。可见福王本来就是扶不起的阿斗，要依恃这样的昏君去支撑半壁江山，挑起“中兴大业”的重任，无疑是对历史开了一个绝大的玩笑。

    平心而论，南明弘光朝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它的迅速灭亡，除了在军事上清兵占有优势之外，更主要的是，弘光朝上有昏君，下有权奸，互相利用，又互为因果，以致政局日蹙，最后福王做不成皇帝，老百姓也跟着遭殃。两位诗人对同一历史事件，从不同角度加以反映，各有其特点。其优劣我们姑且不谈，但从贴近历史真实来说，吴伟业的《读史杂感》似乎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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