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教授在一篇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简论中，描述了一种笼罩20世纪前半期整个文学创作的“道德义务”。夏教授指出：“中国文学的这一现代阶段的特征”，就是它“念念不忘地对为害中华民族，使其不能自强或不能改变其固有的不人道行为的精神疾病的关注”。这种“爱国热忱”激励这一时期所有的主要作家，并且按夏教授的看法，同时也导致了“某种爱国主义的地方主义”：“中国作家们把中国的情况看作是中国所特有的，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1正是这种摆脱不了的感情使得中国作家在力图解释他们所处环境的社会-政治混乱状况时，关心作品的内容甚于关心其形式，特别强调“现实主义”。因此，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避不开中国的现代历史，并且除了适当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以外，历史的方法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这一主题至少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它们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观点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受精神疾病所困扰的国家”。这种看法引起了传统与现代性的两极尖锐对立。这一疾病扎根于中国的传统，而现代性本质上就是破除对传统的迷信，并从精神上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表现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这是大多数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已经指出过的。1第二，中国现代文学这种反传统的立场更多地来源于中国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较少地出于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像西方现代派文学那样）。不妨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的结果：由于知识分子对国家未能采取主动行为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于是抛开了国家而成为中国社会的激进的代言人。现代文学因此成了社会不满的工具。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扎根于当代社会，反映出作家们对政治环境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态度是五四运动最持久不衰的遗产，其回响一直到今天都能感觉到。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尽管它反映出对社会-政治痛苦的极其强烈的意识，它的批判眼光却极其主观。现实是通过作者本人的观点来理解的，这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自我关注。被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称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普遍倾向——着眼于作者“自己的命运与生活的倾向”，与整个社会相对立的他们的“自身和个性”2——使现代中国作家对自我和社会的理解具有深化了的矛盾心理。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其弊病的厌恶情绪同时并存；他们要求并向往献身，同时又因失落感与孤独感而烦恼。正是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心情所引起的主观紧张心理，为既区别于传统文学又区别于**文学的为期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运动，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

    1 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所著《现代中国小说史》，第2版，第533—536页。 1 参看，例如，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也可参考许华茨编：《关于五四运动的意见：专题论集》，特别是引言部分。 2 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东方档案》，25.2（1957年），第266—270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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