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逃离祖国。21日抵美国旧金山，27日到达纽约，便住进东城81街104号他原来租住过的公寓里，开始了他在纽约的流亡寓公生活。

    纽约，这个世界最大的都会，对胡适来说是那么熟悉，然而又那么陌生。纽约已不再像胡适留学时代那样富于魅力、令人神往，也不再有他任大使前后那种战争年代的令人振奋的特别气氛。现在的纽约只是冒险家的乐园，百万亿万富翁的天地。

    胡适逃亡出来，既不挟巨资，只带着一点有限的存款，又无冒险的本事，只是一个年老多并手难缚鸡的书生，在那绝情寡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谋生乏术，一时找不到职业，他能不着急吗？而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逃亡美国的党国要人和败阵将军在纽约街头随处可见，那一个个沮丧潦倒的模样，更使胡适绝望烦恼。在华盛顿，那些国民党的美国朋友们也一个个充满失败心理，对蒋介石政府怨恨不休。胡适感到无脸面见人，于是取消一切约会，关起门来继续考他的《水经注》。

    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到了纽约，胡适的幽居生活才算有了一点慰藉。他们租赁的公寓虽然已经破旧，毕竟也能蔽风雨。雇不起“下女”，便一切自理。夫人打扫厨房，胡适整理内务；夫人烧饭做菜，胡适便洗碗放筷子，饭后又把剩饭菜和器皿搬回厨房，随手带来抹布拭几擦桌。生活是相当清苦的。然而在国内鼎鼎大名的胡适，平常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纽约竟也学会了种种家务劳动，他的老来勤快，也正是“老来穷”所逼出来的啊！

    1958年，胡适抱着孙子胡柏堂

    在米珠薪桂的纽约市，没有固定收入，坐吃山也空，他一点有限的存款怎够填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胡适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面对晚年凄清困窘的现实也难免悲从中来，以致多次对他那时结交的少年朋友唐德刚说：“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１① 这发自内心的诚挚话语，既是对晚辈的关心和劝勉，更流露出对自己凄凉晚景的深沉叹息。

    纽约的寓公生活不仅清苦，连日常的安全保障也没有。唐德刚写道：

    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但是他那所破烂的公寓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在这盗匪如毛的纽约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标卖首！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位大黑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②

    幸好江冬秀女士颇具男子气概，胆大而有魄力，喝退了黑贼，否则后果就难以设想了。

    1950年5月，胡适终于在普林斯登大学谋得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的职务，9月到职，合约两年。

    普林斯登大学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小城，为美国东部常春藤盟校之一，颇有声望。校中图书馆建筑精美，藏书丰富。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是其独立的一个分馆，它由创始人葛斯德所收藏的中国图书为基础，逐步发展成以中文图书为主的东方图书馆，包括汉文、满文、蒙文、藏文以及日本、朝鲜、印度和泰国的出版物，总计约有近30万册。其中最大量收藏的是中国医药学书籍及成套丛书。③

    但这个图书馆刚刚成立的时候，普大当局对葛氏这一大批古色古香的中国线装书究竟有何价值完全不了解。他们知道胡适是中国的大学者，又正流寓纽约赋闲，便聘请他来校主持清理并经管这批图书。胡适当时无事可做，读书人也大约只能与书打交道，竟屈就了这个小小图书管理员的职务。④

    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那时在美国不仅一般人不知道，连美国的汉学界、华人学者也很少有人知道。馆里的工作人员也总共只有两个，除胡适外，另有一名助手童世纲。胡适上任之后便呕心清点整理。1952年2月，他为普大筹划举办了一个以“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术”为题的特别书展，胡适亲自撰写了几篇介绍文章和书展目录。展览历时两个月，颇为轰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被埋没多年无人知晓的藏书便不胫而走，引起了美国汉学界及海内外华人学者的重视。这个书展结束后不久，两年合约期满，胡适便推荐童世纲担任该馆职务，他自己应台湾大学等校的邀请，于年底飞返台湾讲学去了。

    在纽约的寓公生活，除了考《水经注》、管图书之外，胡适其实还负有特别使命。在离开大陆之前，1949年1月8日晚，胡适去蒋介石官邸晚餐，即将“引退”的蒋介石劝胡适去美国，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⑤ 话虽如此说，事实上蒋对胡适这位“美国通”是抱有希望的。胡适离开祖国后不久，蒋介石于5月28日写有一封密信给胡适，明确交待了此行的任务。信中说：

    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按：顾维钧字)大使，多加功夫为盼。⑥

    胡适也颇为尽忠。他曾几次去华盛顿会见美国政界人士，但“许多同情于中国的朋友，如hornbeck,如bullitt,如rge h.blakeslee,都觉得‘一筹莫展’！第二次去时，见着y”(《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14 登载在美国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0月号上。文章三万余字，主要针对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艾奇逊)等人说的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而是“经过25年苦斗以后的失败”，并且指出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受了斯大林的欺骗，出卖了中国，以致“中国东北，整个中国，韩国(虽则此处没有提到她)甚至于整个亚洲大陆的命运都已经被确定了，而历史也被拖回去了40年”。这是一篇为蒋介石政府失败辩护的皇皇大文，故台北的《中央日报》很快就翻译连载，又收入1951年国民党编印的《本党与匪党搏斗史实》一书。胡适总算是给逃踞台湾而且惊魂未定的国民党政府说了“公平”话，为他们的失败找到了借口，也算是对发表《白皮书》的美国政府发泄了一点怨气。

    1952年底至次年春，胡适在台湾“讲学”一个半月，主要讲“治学方法”、“杜威哲学”之外，又突击作宣传，给逃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打气。

    1952年胡适(前排左一)在台湾与老友重聚合影。图中为(前排中、右)陈诚、王世杰、(第二排右起)张历生、叶公超、吴国桢、陶希圣、(后排右起)张南如、黄少谷、张其旳、沉昌焕。

    1954年2月，胡适又专程回台湾参加19日在台北开场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帮助蒋介石政府维持所谓“法统”。开会那天，他作为大会临时主席，开宗明义即说：

    今天的第一届国大的第二次会议的召开，是继续维持宪法的法统，依据宪法第25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的规定，举行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

    胡适这几句话获得了阵阵掌声。

    1954年胡适来台参加国大会议，“中国公学校友会”在台校友到机场迎接

    但是，这个要维持“法统”的会本身就有个合法不合法的大问题。筹备期间，台湾各界及海外人士多有议论，认为按照“宪法”规定，第一届的“国大代表”六年任期已满，代表资格即已经没有法理的依据了，怎么可以再选第二任总统副总统呢？逃到台湾的“国大代表”们自然多盼望继续当代表，盼望开会，却也心存疑虑。虽经“官”解释，台湾政界笼罩着的法律危机的乌云并没能驱散。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作为台湾人士眼中“民主自由”的象征人物能从美国专程来出席会议，本身就给人们不少安慰，而且，他还煞费苦心想出了一个“扣足日期的算法”，为这次会议的合法性辩护。他以考证家的身份振振有词地说：

    有人曾提出疑问，第一届的国民大会可以两次选举总统副总统吗？我们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正因为我们是行宪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所以可以选举两次总统副总统。假如每届国民大会的任期是扣足六年计算的，那么就是在国家太平时期，第二任的总统副总统好像还是应该由第一届的国大选举出来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是民国卅七年三月廿九日开会的。国大代表的任期从卅七年三月廿九日开始，扣足计算，要到四十三年的三月廿九日，才算六年任满，而第一任总统副总统是卅七年五月一日由国民大会公告当选，至五月廿日才就职的。依据宪法第廿九条，国民大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90日召开。第一任总统任满前90天就是今天，正是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六年任期之内。所以我觉得第一任总统“任满前90日”或“任满前60日”，都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六年任期之内，所以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是第一届国大代表的任务。……所以我们今天的集会是完全合法的，是完全有宪法的根据的。15

    胡适演说时时而两拳高举，时而拍案，时而击桌，情绪异常激动。这“扣足六年任期”的算法竟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国大代表们听了觉得比“官”的解释更加有力，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甚至老泪纵横，钦佩不已。有人事后还写了几首竹枝词，其中一首云：

    民主象征一言重，任期扣足细推求。

    阽危法统艰难甚，万众闻言泪迸流。16

    这次会议居然顺利进行，选出蒋介石和陈诚为第二任“总统”、“副总统”。胡适还代表国民大会把“总统当选证书”送给蒋介石哩。

    胡适这次回台北参加国民大会总算为台湾当局出了大力。返美以后，台湾当局便聘请他担任所谓“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也果然帮助“设计”起来。在所作《“司徒雷登回忆录”导言》中，17 胡适便指责美国不仅“在雅尔达出卖了中国”，又“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致使国民党政府垮了台，而美国却又发表“白皮书”推卸责任。这是胡适感到最伤心和最为不满的。他为台湾当局设想，要求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说：“美国为了赎罪而应该做到的起码事情，就是继续拒绝承认政权并继续反对这个政权在联合国里取得中国的席位。”

    1957年9月，胡适又奉蒋介石政府的委派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说，题为《匈牙利叛乱在中国大陆的反响》，18 极力攻击人民中国，并要求联合国大会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胡适在纽约如此种种的表演，让人们看到了这位流亡寓公既可怜又顽固，在凄清飘零的异域顽固坚持着做蒋介石政府的孤臣孽子，当一名人民中国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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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看唐德刚《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

    ②同注①。

    ③关于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及胡适在该馆工作的情况，可参看陈纪滢的《胡适、童世纲与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7卷第1、2期)，及庄申的《记普林斯顿大学葛斯特东方图书馆追悼胡适之先生著作展览会及其相关之史料》(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④关于胡适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职务，大陆和台湾的研究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诸如馆长、主持人、管理员等等。胡适自己按照聘约说得很明白，1950年5月15日他致赵元任夫妇信中说：

    princeton的事，昨天(5月14日)正式发表了，名义是fellohton stuart’s fifty years in china”，neavian uprising on mainland chinese”，载1957年10月出版的“重要演说集”(vitalspeehes)第24卷。台湾有关胡适的论著中多译为《中国大陆抗暴运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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