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胡适生平最引为得意的事业。他一生常以白话的布道者、护法神自居，始终关注着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

    南京国民政府初创，胡适因学生罗家伦在政府里当了官，便致信罗氏，希望他提出建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他又盼望党政要人吴稚晖、蔡元培、蒋介石、胡汉民诸公，也能赞助此事。1 但那些要人们未理胡适这一套，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种报纸依旧是文言、骈文满天飞。胡适心想，这不是连北洋军阀政府都不如吗？1920年徐世昌做总统、傅岳芬当教育总长时，还下令废止小学的文言课本改用国语课本呢。但报纸和公文依旧用古文，学了白话文而不能看报，不能在社会上应用，谁还肯热心去学呢？因此胡适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报纸改用白话。等了十多年，连国民党的新政府也不能实现。他有些生气了，便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尖锐批评道：

    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一个革命的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岂不是连徐世昌傅岳芬的胆气都没有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2

    为了推行白话文，不惜冒犯“党国”，给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可见他对白话的关切和热心到了何等程度！

    1934年5月间，汪懋祖、许梦因等人重谈“复兴文言”的老调，提倡中小学生普遍学习文言，反对白话文，吹捧湖广军阀何键、陈济棠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这就是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3

    进步文化界对这种迷恋古文的论调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独立评论》也发表了任叔永的《为全国小学生请命》、胡适的《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和《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等几篇文章。4 胡氏在分析批驳了汪、许的文言主张之后，指出：

    我深信白话文学是必然能继长增高的发展的，我也深信白话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天会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话文学完全奠定标准国语之前，顽固的反对总是时时会有的。对付这种顽固的反对，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虽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进步，——必须还靠第一流的白话文学的增多。

    至于读经，胡适同意傅斯年的观点，认为“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拿这些来教儿童，教员不是浑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读经的论调本是沉滓泛起，进步文化界稍加批驳便又沉落下去了。

    论争便很快转为“大众语”的讨论。这是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在语言问题上的继续。人们提倡大众语，是“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要做到“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而且还要成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5 可见这场讨论是为大众着想的，对于促进新文学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

    但讨论中，也有人借“大众语”来否定“五四式白话”，要把白话与文言文一起抛弃，6 因而被鲁迅斥为“狗才”，“虽然好像很激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7 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应该做“更浅显的白话文”，而关键在于作者须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8

    胡适也参加了大众语的讨论。他针对一些人把大众语同白话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指出“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所谓“大众化”，是指“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的本领”。他说：

    现在许多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不会做大众的文，偏要怪白话不大众化，这真是不会写字怪笔秃了。白话本来是大众的话，决没有不可以回到大众去的道理。时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众化，只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大众的存在。因为他们心里眼里全没有大众，所以他们乱用文言的成语套语，滥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新名词，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语气是不文不白的，翻译是硬译，做文章是懒做。……这样嘴里有大众而心里从来不肯体贴大众的人，就是真肯“到民间去”，他们也学不会说大众话的。

    因此，胡适认为提倡大众语的人“都应该先训练自己做一种最大多数人看得懂，听得懂的文章”，既要为识字的大众着想，也要为不识字的大众着想，要做到“用一个字，不要忘了大众；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众；说一个比喻，不要忘了大众。这样训练的结果，自然是大众语了”。9 胡适的这些见解，批评时弊，深中肯綮，又将大众语归结为作者对大众的责任心和思想感情问题，无疑是很实际而且深刻的，与鲁迅的观点也颇为近似。胡适在文化上毕竟还有一点民主主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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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胡适致罗家伦信(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502～503页。此信未注时间，约写于1928年。

    2该文作于1929年11月29日，原载《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后收入《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2月出版。

    3汪懋祖的《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中小学文言运动》，许梦因的《告白话派青年》等文章，分别载南京《时代公论》第110、114、117号。

    4任叔永文章载《独立评论》第109号。胡适的文章原载《独立评论》第109、146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5参看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陶知行《大众语文运动之路》，分别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18日、19日，7月4日。

    6在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中，《申报·谈言》1934年6月26日、28日、30日先后发表了垢佛的《文言与白话论战宣言》，家为的《历史固会重演的吗？》，白兮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又《大晚报·火炬》7月6日发表了霓璐的《大众语问题批判》。这些文章认为“‘白话文’正潜伏着封建意识的妖孽，和含蓄着帝国主义毒素”，并说“目前提倡建设大众语，是必然的要把文言文跟白话文完全抛弃。”瞿秋白在《学阀万岁》、《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等文章中混淆文字改革与文学革命的关系，片面强调只有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实行了“文字革命”，才算真正实现了文学革命，才算有真正的大众化的文艺。从这种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瞿秋白就几乎全盘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成就。他说“这次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是失败了，是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他把新式白话的新文学说成是一种“‘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瞿秋白的这种观点，实质上只不过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形式主义理论从“左”的方面的一种发展罢了。

    7参看鲁迅1934年7月29日致曹聚仁信，同年8月3日致徐懋庸信，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卷，第495～496页、500页。

    8参看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及《门外文谈》(十一)，载《鲁迅全集》第6卷，第76～78页、101～102页。

    9《大众语在那儿》，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548～551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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