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正当《新月》在黄浦江边升起的时候，上海吴淞海边的中国公学发生风潮，至4月底尚未解决，校长何鲁辞职。校董会推胡适继任，希望他能出面维持，平息风潮。胡适因母校的关系，慨然允诺，于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长。

    胡适接长中国公学以后颇多兴革。当时的中国，既缺人才，又缺经费，很难办一个完善的大规模的大学。中公经费更是异常困窘，濒于破产的境地，却设有文、商、法、理工4院，17学系，而学生仅三百余人。胡适觉得非裁并改革不可。他在所作校史中说：

    我们觉得何鲁先生任内所定学科组织的规模太大了，不是公学的经济状况能负担的，故自十七年暑假起裁撤工学院与法学院，其余学系也经裁并，改为文理学院及社会科学院，共两院，七学系。原有之商学院成为社会科学院中之商学系。余六系为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哲学系、数理学系、史学社会学系、政治经济学系。1

    这样改革实事求是，经过一段努力，竟把学校“从破产中救了出来，使他有很大的发展”，以致兴旺发达起来了。2 学生最多时达到1300余人，而全校只有会计1人，事务1人，舍监1人，职员共计仅14人，3 比起今日一些机构臃肿的大学来，真可以算得上精兵简政了。

    作为大学校长，胡适非常重视学生智能的培养。他在中公设立了奖学金奖励学生读书，并积极提倡写作及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会等活动。胡适认为，这些活动可以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帮助思想学问。他曾说：

    我们相信，文字的记录可以帮助思想学问：可以使思想渐渐成条理，可以使知识循序渐进。……商家的账簿上往往写着“勤笔免思”，其实勤笔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4

    在胡适的提倡与鼓励之下，学校创办了《吴淞月刊》，学生中也办起了《野马》等许多刊物，出现了一种自由、主动、活泼的读书风气。

    胡适也相当重视体育，曾亲自为全校运动会写了一首短歌：

    健儿们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败亦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5

    他所看重的不仅是学生体格的锻炼，而且重视运动场上对学生品格的培养，希望青年们养成一种堂堂正正的运动员风度。

    对于校中成绩突出的青年学生，胡适非常热心培养扶持，甚至有些偏爱，却也相当严格。当时文理学院的学生罗尔纲平时一点也不活跃，在校中无声无息，但他成绩优秀，得过学校首届奖学金，文化史的论文也作得不错，很得胡校长的赏识。1930年夏罗尔纲要毕业了，毕业前夕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介绍工作。胡适便约请罗尔纲做家庭教师，并收他做“徒弟”。罗氏在胡家先后五年，除指导祖望、思杜兄弟俩读书外，又帮助抄录整理胡铁花先生的遗集，6 并在胡适的指导下研究史学。后来，罗尔纲写了一本《师门辱教记》的自传，记述这五年跟胡适做“徒弟”的生活，颇为亲切生动。其中写道：

    我一入师门，适之师就将“不苟且”三字教训我，我以前谨遵师教。到了妻儿来北平后，为了要卖稿补助生活，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制滥作了。……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痛心的事。我十分惭愧，又十分感激，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

    据罗尔纲所记，胡适对他的几次批评确是很严厉的，但严厉之中却也能给人以启迪，而对罗氏的成绩胡适也多有称许和鼓励。7 罗尔纲后来研究史学颇有成就，尤为太平天国史的著名学者，他自己认为跟胡适的指导与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吴晗，当年名春晗，也在中国公学念书，也是胡适的一个得意门生。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也得到胡校长的赏识。后来胡适被迫离开中公，吴晗也离校北上，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胡适又介绍他在学校谋得当“工读生”的机会，解决了经济困难；又亲书一副对联送给他，写着：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胡适还写信勉励吴晗，要他“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并在《大公报》上撰文希望大学生们以吴晗为榜样，“埋头读书，不问政治”。

    吴晗那时确也深受胡适的影响，不仅把胡适送的对联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也给胡适办的《独立评论》写文章，并且按照胡适的指导和要求，成了专治明史的著名学者。8

    但是，吴晗是一个热血青年，看到黑暗**的现实，他怎么坐得下图书馆而无动于衷呢？他给胡适写信，说：

    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

    他这些痛苦不敢“向有党籍的人吐露”，因此向胡适倾诉，说自己“过去备受先生的训诲指导”，也希这时能给他“指示一条应走的路”。9 胡适却难以为力。后来吴晗思想转变，走上了与胡适相反的道路，成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

    当时中国公学的学生中还有一位吴健雄女士，后来她留学美国，胡适对她仍经常关心指导。她终于成了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胡适常常以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10 吴健雄呢，对胡适的教导也终生不忘，1985年她应邀回祖国参加母校南京大学校庆纪念，对青年后生谈治学经验时，犹说到胡适先生对她的教导和关心是她后来积极进取的动力。

    为了培养学生，大学最重要的是要聘请好的教授。胡适接长中公以后，虽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是努力延聘、罗致了一批英美留学生到校任教，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较为齐整。他聘请教授有蔡元培的作风，不限资格，不分派系，如中国文学系，有王闿运的弟子马宗霍教先秦文学与《说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有陆侃如、冯沅君教古典诗词考释，有郑振铎、梁实秋教西洋文学等等，还有年轻作家沈从文教小说创作。又聘请高一涵先生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胡适自兼文理学院院长，还兼授“文化史”一门课程。

    胡适每周除了来校上课、洽商校务及主持各种会议和活动之外，大部份时间仍在沪西极司斐而路寓所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在任中公校长的两年间，他出版了《白话文学史》上卷、《庐山游记》、《人权论集》，编校了《神会和尚遗集》，还写了收在《胡适文存三集》里的许多文章。这样一位饱学而勤奋的校长，在研究和写作方面有这许多成果，对教员、对学生、对学校的学风将会产生怎样良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胡适不拘资历，破格延聘沈从文来校任教，在中国公学曾传为美谈。

    沈从文，湖南凤凰人，只念过小学，大兵出身，后来刻苦自修，创作小说，多发表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成了《现代评论》的一个台柱作家，颇得读者的喜爱。1928年春天沈从文来到上海，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合办《红黑》杂志和红黑出版社。他们三人有很深的友谊，后来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杀害，沈从文曾多方奔走，协助丁玲设法营救。11

    据沈的好友丁玲女士说：

    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

    那时候教授的社会地位远比作家高，因为自学可以当作家，搞创作，却很难成学问家，当教授。沈从文也想当教授，但他没有学历，小说虽然写得好，却不能算学问，因此难进大学的门槛。胡适原来就器重沈从文，出任中公校长后便聘请他来校教“小说习作”，破格提拔他当了教授。12

    沈从文讷于言辞，小时候读书也很不认真，但教书却很认真。为了给学生作习题举例，他随时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写了表现不同生活题材的许多作品，在艺术上作了多方面的探求。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新月》杂志和《小说月报》上，是他在中公教书的一项大收获。

    沈从文在中公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夫人张兆和女士。据说这事也与胡适校长有些关系，得到过胡适的帮助。当时中公已实行男女同校，但女同学为数不多。据中公校友回忆，张兆和女士心地善良，性格纯朴，沉静，又擅长球类体育，富健康美，被公认为中公的“校花”。许多男同学争相追求，都被她一概拒绝，不予理睬，因此都知难而退了，惟有教师沈从文锲而不舍，写了许多情书给张。她起初也不理睬，后来被缠不过，便去极司斐而路找胡校长。进门时张女士腋下夹着一个包裹，胡适见了笑着说：“你何必送东西呢？”她打开包裹送到校长面前，说：“不是礼物，是沈先生寄来的一大堆信。请校长你看看。”显然，张女士此行的目的是求校长干预，回绝沈先生。她并且说：“他是老师，不能对学生这样1胡适知道了张女士的来意，便笑着说：“师生恋爱并不犯法，在外国亦是常事，校长是不能干涉的。”谈了半晌，张兆和起身告辞，胡适送她到门口，将那包信退还给她，并劝说道：“你不妨回他一封信，以后仔细观察，如认为他并无恶意，做个朋友也好。否则，婚姻是不能勉强的。”13 胡校长侃侃一席话无意中做了冰人，后来沈张恋爱居然成熟，于1933年9月9日结婚了。从此，他们俩数十年间风风雨雨，成了同甘共苦的忠诚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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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公学校史》，原载《中公己巳级毕业纪念册》，后收入《胡适选集》“历史”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版，第1～10页。

    2中国公学校董会1930年5月15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4～15页。

    3参看杨亮功所作《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杨亮功先生是当时中国公学副校长，系胡适提名，由校董会聘任，1928年暑假中到校任职。

    4《吴淞月刊发刊词》，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年6月3版，卷七，第975～976页。

    5这首歌作于1930年4月。后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为《尝试后集》之一首，题《中国公学运动会歌》。有人亦称之为《健儿歌》。

    6胡传(铁花)的遗著经罗尔纲整理抄录后一直未印行，1948年12月胡适飞离北平时带出，后带往美国。其中的“日记”与“禀启”于1951年5月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书名为《台湾纪录两种》；后又按日期合编为《台湾日记与禀启》，1960年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行。以上两种版本均署“胡传著，胡适罗尔纲校编”。

    7据罗尔纲的“自序”及胡适的“序”和“后记”我们可知，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是1943年3月间应当时广西省政府参议、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先生之约而写的，1944年6月由桂林建设书店印出，“不到多少天，桂林便紧急疏散，所以在那个短促的时光内，此书还不曾得与广大的读者见面”。1945年，罗尔纲将修改本交独立出版社总经理卢吉忱(逮曾)先生，准备重印，卢请胡适写一篇序，但胡适拖到1948年8月才写，书没有印成。1952年，胡适回台湾讲学游览，顺便向卢逮曾取得此书的修改稿本，于1958年自费印出，改题书名为《师门五年记》。1963年，台北《传记文学》第3卷第3期曾选载。此处引文即据《传记文学》。

    8参看金若年作《吴晗同志事略》，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吴晗与“海瑞罢官”》一书，1979年8月1版，第115～116页及121页。

    9吴春晗1932年1月30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逊，中册，第102～104页。（三版注）

    10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下午，在为欢迎新老院士而举行的酒会上胡适致辞，中说：

    我对于物理学是一窍不通，却有两个学生是名满天下的物理家。一位是当年北大物理学系主任饶毓泰，一位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算起该是“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的，也是值得自豪的。(《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207页。)讲完这些话不久，酒会结束时，他心脏病猝发倒地，便去世了。

    参看方延明写的“人物专访”《重返母校，寄语后生——吴健雄教授谈治学》，载1985年7月18日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

    吴健雄女士原就读于中国公学，后转入中央大学，解放后改称南京大学，故中国公学、南京大学均为吴健雄女士的母校。

    11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1950年11月，载《胡也频小说选集》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9页。

    12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教职，据当时的副校长回忆是“教授”，参见注3；但当时中公的学生李雄回忆，又说沈是“讲师”(《敬悼胡适之先生》，载台北《畅流》半月刊第25卷第3期)。大陆学人尹在勤著《新月派评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说到何其芳在上海中国公学念书时曾受沈从文的影响和赏识，其中也说沈“当时在该校任讲师”，不知何据。笔者不便以这等事去询问沈先生，姑从杨说，亦存李尹二说以备考。

    13参看李雄《敬悼胡适之先生》及程外《沈从文与胡适》(载《自由人》1957年5月4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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