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国共合作举行的北伐战争胜利发展。3月下旬，上海、南京相继克复，北洋军阀政府行将覆灭。就在这时，吴稚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提出弹劾**议案，蒋介石背弃孙中山先生遗训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清党”**，在血泊中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

    胡适这时正由西雅图登船离美返国。登船时，他便听到了上海、广州开始“清党”的消息。4月24日船到横滨，胡适踏上日本国土便给上海的好友高梦旦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询问国内的情形。高先生当即回电说：

    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学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1

    胡适的另一好友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当了几个月的淞沪商埠总办，也寄信给胡适述说北伐战争起后的情况。他对前途“并不十分乐观”，不久便辞职回北方去了。

    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来信，则劝他归国后不要再作政治活动，“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顾信有一段分析颇为中肯，他说：

    先生归国以后(按，指1917年胡适留美返国)，名望过高，遂使一班过时的新人物及怀抱旧见解的新官僚极意拉拢，为盛名之累。现在国民党中谈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义之失败，丁在君先生(按，即丁文江)之为孙传芳僚属，时加讥评，民众不能宽容。先生首唱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但先生此次游俄，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民众伐异党同，如果先生能加入国民党，他们又一定热烈的欢迎了。2

    这些理由，概括一句话，就是国民党也有可能给胡适加一个“反革命”的罪名！这其实也就是高梦旦等一些人之所以劝胡适暂时不宜归国的理由。胡适心里也自然明白，怎么敢贸然回国？于是便暂留日本观察时局的变化，考虑如何应付变化了的时局。

    他在欧洲时也很关注国内形势，与人谈起过南方的领袖人物，对蒋介石诸人也颇有好感，寄予希望。他说：

    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3

    这段时间，胡适在日本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据他自己回忆，便明白了当日吴稚晖等一班文人出来主张“清党**”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胡适的同情那时就已经在蒋介石一边了。他曾追述在东京的一段故事，说他在帝国大旅馆里遇着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先生(manly o. hudson)，谈话间，赫贞说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交谈过，认为“最近中国的政变是一个大反动”，胡适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曾为蒋介石辩护，说：“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道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说的那样简单吧？蒋介石将军清党**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按，即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4 这番话是在26年之后胡适逃亡美国时写的，他当日拥蒋**的态度虽然未必像后来这般分明，但基本倾向却毫无疑问是前后一致的。

    在日本徘徊观望了20余天，胡适对国内风云变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认识，心里有了一点底，觉得似乎不至于怎么样，他便订了船票，要回离开不满一年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祖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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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见《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27页。

    2同上书，上册，第426页。

    3《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股份公司1990年12月版，第5册，1926年10月15日。（三版注）

    4参看《追念吴稚晖先生》，原载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第10卷第1期，1954年1月出版。后收入《胡适选集》“人物”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引文见该书第167～168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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