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号召整理国故影响颇大，而他带头整理国故的实践比理论号召的影响更大。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专史式”的整理国故的著作——前面已经说过。这里要说的是胡适对于中国古史的考证及“疑古精神”的提倡。

    1919年7月，孙中山先生及其助手们在上海筹创《建设》杂志，廖仲恺先生曾接连寄书胡 适，一再“企候鸿文”，很希望胡适“赏光寄篇大文”。10月，胡适为上海的《星期评论》写了一篇整万字的《谈新诗》，《建设》的廖仲恺便有些羡慕，又驰书催胡适寄稿，1 11月8日胡适就写了一封讨论“井田制度”的信寄给廖仲恺。于是，在《建设》杂志上，他与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季融五等人书信往还，展开了一场关于“井田制度有无”的专题讨论。2

    井田制度是传说的我国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孟子关于井田制度的这段文章，近千年来的一般读书人都记得滚瓜烂熟，也大多相沿不疑，可是，胡适提出了怀疑。他把这方面的种种传说，依出现时间的先后排列成一个井田论演变的沿革史，指出“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到孟子才“凭空杜撰”出一个整齐的“豆腐干块”的井田制度，却还很不完全，很不清楚。以后经《公羊传》、《谷梁传》、《王制》、《韩诗外传》逐渐补充详明，到后来的《周礼》、《汉书·食货志》及何休的《公羊解诂》等书才有了详细、整齐而又烦密的井田制，这样便“以讹传讹，积讹成真”了。

    胡适说，他的《井田辨》是对井田制度的一种“怀疑的挑战”，他所提倡的是一点怀疑的精神，即所谓“疑古的精神”。那时，他对清代学者姚际恒敢于怀疑前人不敢怀疑的经书、对崔述敢于怀疑古史古事都十分佩服，曾经称赞崔述为“科学的古史家”，为崔述作年谱，支持顾颉刚整理汇佣崔东壁遗书》。3 他曾经打算继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做一部《古今伪书续考》，作为“扫除旧污的一个方法”，并嘱顾颉刚标点姚氏的《伪书考》。4 他甚至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5

    1923年，胡适编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氏也提出对中国古史的怀疑，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靠不祝他甚至抬出《说文》来做根据，推论说禹是一条虫。6 接着便有钱玄同表示赞成的答书，而刘楚贤、胡堇人则提出疑问和反对，彼此驳难答辩，展开了关于古史的讨论，历时九个月。7

    胡适开头没有参与，最后写了一篇总结性文字，题为《古史讨论的读后感》，支持顾颉刚，提倡怀疑精神。针对有人指责顾的怀疑翻案文章足以“影响人心”，胡适说：“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8 因此，胡适认为禹是不是一条虫这是“琐屑的枝叶”问题，他要人们“不要忘了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对于传说的古史该怀疑的就怀疑，“实事求是，莫作调人”。但他也不赞成无根据的怀疑，而必须寻求证据，“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这次“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可见胡适所提倡的是有证据的疑古精神。

    前有“井田辨”，后有“古史讨论”，胡适觉得应该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了。他认为这两次讨论都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并由此概括出一个“历史演进法”。他说：“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羲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9

    老师到底比学生棋高一着。经胡适这样一总结提倡，在当时中国的史学界和思想界疑古精神发生了很大影响，对古史、古书的怀疑和考辨竟形成了一种风气，钱玄同甚至从1925年8月起不再姓钱，而改以“疑古玄同”为名了。由此也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

    这种疑古精神是五四时代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对于反对宗法**主义的传统观念与偏见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打破人们对古书、古史的迷信与盲从，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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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看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67、74页。

    2关于“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的讨论文字分别载《建设》杂志第2卷第1、2、5号。胡适所写的计有：一，寄廖仲恺先生的信(1919年11月8日)；二，答廖仲恺胡汉民先生的信(1920年1月9日)；三，答胡汉民先生的信(同年1月26日)。后将前二信及廖仲恺先生答书(1919年12月9日)并加“附跋”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

    3参看胡适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年谱，只作到崔述43岁(1782，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止，后由赵贞信续完，载于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

    4参看胡适1920年11月24日致顾颉刚信，载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9月再版，第5～6页。

    5胡适1921年1月28日致顾颉刚信，见《古史辨》第1册，第23页。

    6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1册，第63页。

    7关于古史的讨论，双方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字先后计有：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第9期，1923年5月6日出版。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载第10期，6月10日出版。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载第11期，7月1日出版。

    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载第11期。

    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载第11期。

    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载第12期，8月5日出版。

    刘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载第13至15期，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出版。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载第12至16期。(未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出版。

    其中那位参与古史讨论的胡堇人即是胡适的族叔与儿时好友胡祥木，字近仁，又字堇人，乳名灶松。

    8《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一，第152页。

    9同注8，第156～157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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