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戏剧，胡适也热心改良。他少年时代爱看徽戏，还和儿时的朋友在田里扮演过“三国”、“水浒”之类的旧戏，但到五四时代，他和文学革命的许多朋友一样对中国旧戏也很反感了。

    1918年10月，胡适轮着编辑的《新青年》第5卷4号出版，提出戏剧改良问题，集中发表了一组关于戏剧改良的文章，计有：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

    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附录一)

    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附录二)

    傅斯年：《再论戏剧改良》

    宋春舫：《近世名戏百种目》

    这一期的《新青年》便俨然成了“戏剧改良专号”。

    胡适的论文猛烈地攻击了中国旧戏的“团圆迷信”，提倡“悲剧观念”——这前面已经说过。对旧戏的形式方面胡适也有激烈的批评，他特别反对旧戏的“连台本”和表演的程式化，说：“我们中国的戏剧最不讲究这些经济方法。如《长生殿》全本至少须有四五十点钟方可演完，《桃花扇》全本须用七八十点钟方可演完。有人说，这种戏从来不唱全本的，我请问，既不唱全本，又何必编全本的戏呢？那种连台10本、20本、30本的‘新戏’更不用说了。这是时间的不经济。……再看中国戏台上，跳过桌子便是跳墙，站在桌上便是登山，四个跑龙套便是一千人马，转两个弯便是行了几十里路，翻几个筋斗、做几件手势便是一场大战。这种粗笨愚蠢、不真不实、自欺欺人的做作，看了真可使人作呕11 胡适的批评确有中旧戏肯綮的地方，他认为要改良中国的戏剧，应该虚心去研究西洋的戏剧，学习西洋的戏剧，“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只有“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2

    胡适对西洋的文学、西洋的戏剧确曾做过一番研究，觉得它们足够做我们中国文学和戏剧的模范。1918年4月，他在一篇文章里曾说到：“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象征戏’(symbolie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3

    果然，这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便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第一位西方大文学家——戏剧大师易卜生，出了个“易卜生专号”。那阵势是颇为雄壮的：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陶履恭译的《国民之敌》、吴弱男译的《小爱友夫》三个剧本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4 这样勇壮的阵势，也是对中国旧戏的一次严重攻击。

    《新青年》易卜生专号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这篇重要文章大量介绍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娜拉》(今译《玩偶之家》)、《罗斯马庄》(《社会栋梁》)、《雁》(《野鸭》)、《博克曼》、《国民公敌》、《海上夫人》、《群鬼》等等，并且给易卜生以很高的评价，着重宣传了所谓“易卜生主义”，即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后来，胡适把它称为“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说：“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5

    胡适如此推崇易卜生的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对于当时反对宗法**主义传统势力的束缚是有积极意义和冲击力量的，而对于中国话剧的发展则又有非常深刻的广泛的影响。易卜生的戏剧有许多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在创作方面，有些剧作家不仅把易卜生剧中的思想搬过来，甚至连戏剧冲突的组合、故事叙说的形式等等也都一起摹仿了。胡适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便是仿效易卜生的最早和最突出的例子。

    《终身大事》作于1919年，原来是用英文写的。有一天，几位美国留学的朋友来找胡适，说北京的美国大学同学会要开一个宴会，中国的会员想在那天晚上演一出短戏，请胡适编一个英文剧本。他一天之内便写成了这个独幕剧。但因为找不到女角色，戏没有演成，剧本被朋友拿去发表在英文的《北京导报》上。随后，有一个女子学校要排演这出戏，胡适便又把它译成了中文。6 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

    剧本明显地汲取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思想和手法，剧中女主角田亚梅简直就是一个中国的娜拉。她与陈先生曾经同在东洋留学，是多年的朋友，正热烈地自由恋爱。田女士的母亲也见过陈先生，知道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但还不放心，便向观音菩萨求“神签”，请张瞎子算八字，菩萨和瞎子都说这门亲事对不得。田女士的父亲倒也不相信泥菩萨与瞎算命，对陈先生也很喜欢，却又谨遵祖宗定下的祠规，相信族谱，说二千五百年前田陈是一姓，不能通婚。田女士勇敢地冲破这些封建迷信和传统习俗的阻挠，留下一张字条，说：“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便离开家庭，坐陈先生的汽车走了。

    胡适自己说这出戏是“游戏的喜剧”(farce，一般译为“滑稽剧”)，剧中的田太太与田先生两人“性格描写”很有些夸张和可笑。田亚梅却是五四时代的现实人物，剧本所反映的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婚姻自主问题，因而它正是易卜生类的社会问题剧。内容虽然比较单薄，表现却还是比较集中而有风趣，写出了反宗法传统的有积极意义的主题。原来打算排演这出戏的那个女学堂，因为戏里的田女士是跟人跑了的，觉得“不道德”，竟没有女学生敢扮演田女士！她们生长在宗法传统势力仍很强大的中国，有哪个女子敢来做离家出走的 “娜拉”呢？这没有人敢演田女士本身就说明了《终身大事》这出戏的社会意义。

    胡适后来再没有写过剧本，而他对于中国旧戏却始终抱着几乎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也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几乎一致的态度。就胡适个人来说，情况自然也很复杂，但是与他当时对于整个民族文化抱有某种虚无观念及“全盘西化”的主张也是分不开的。他在谈到学习西洋戏剧的时候曾经这样说：“大凡一国的文化最忌的是‘老性’。‘老性’是‘暮气’，一犯了这种死症，几乎无药可医，百死之中只有一条生路：赶快用打针法，打一些新鲜的‘少年血性’进去，或者还可望却老还童的功效。现在的中国文学已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赶紧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还恐怕已经太迟了，不料这位病人家中的不肖子孙还要禁止医生，不许他下药，说道：‘中国人何必吃外国药？’……哼17

    针砭痼疾自然该下猛烈的药石，汲取西方文学的有益成分也是必要的滋养，然而不承认以至鄙弃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许，这也是胡适“创作无力”的一个重要根源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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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一，第210～211页。

    2同注1，第206页。

    3《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存》，卷一，第94～95页。

    4《新青年》“易卜生号”是1918年6月出版的第4卷第6号。《娜拉》全译载第一至三幕，《国民之敌》、《小爱友夫》均只译载一幕，后在第5卷续登完。

    5《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634页。

    6《终身大事》，英文题作“the greatest event in life”。随后译为中文，载《新青年》第6卷第3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其创作和翻译过程，可参看该剧本的“序”和“跋”。

    7同注1，第213～214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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