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影响最长远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学说直至今天仍值得人们去研究。我们不准备在这一节里做关于孔子的专论，只想指出，长期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几经加工改造，被**统治阶级用作麻痹和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孔丘也被统治者们捧为至高无上的“圣人”，成了愚弄和欺骗人民的偶像。民元革命以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仍都抬出孔丘来做招牌，提倡“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陈独秀语)。1916年，康有为公然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因此，倡 导民主与科学的《新青年》不得不对孔子和儒家学说进行重新评估，“打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战斗内容。

    新文化的先驱者们“打孔家店”“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政治之灵魂也。”1 他们完全是为了反对宗法**，维护民主共和，打破以孔孟儒家之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与蔽锢，解放人们的思想，是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危机和发展需要所作出的选择与评估，表现的是对孔教和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科学理性精神，因而反孔与尊孔成了新旧文化斗争的一个焦点。

    北大红楼，当年新文化运动健将们都在这里办公聚会。

    易白沙一马当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指出孔子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原只是“九家之一”，到汉武帝时才定于一尊，后来又为历代君王所利用，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其原因即在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之弊”。2

    陈独秀也连续推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炮猛轰孔教与孔学。陈氏着重阐述的是“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并且指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3

    此外，还有吴虞、李大钊、鲁迅等许多人也相继投入战斗，抨击宗法礼教和孔孟之道，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胡适小时候也拜过孔夫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留美期间，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已经不那么盲目崇敬了，并且嘲笑过袁大总统尊孔祭圣的丑剧。回国以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反孔斗争的激励，他便也一反少年时代的尊孔崇儒，而以打孔家店的战士的姿态出现在新文化的战阵上。

    胡适攻击孔教，矛头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伦理旧道德，批判**主义的“节烈”和“孝道”。当年的中国帝制颠覆不久，所谓“三纲五常”一套宗法伦理道德仍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贞节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处可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颁布的《褒扬条例》中明文规定表彰“节烈”的条款，民国治下，寡妇守节、烈女殉夫的怪事屡见不鲜。1918年7月，胡适发表《贞操问题》一文，4 即披露了报纸上宣扬的两起这样的怪事：

    一起是北京《中华新报》登的《会葬唐烈妇记》。文章说唐烈妇在丈夫死后自杀过九次，经过“灰水、钱卤、投河、雉经(按，即上吊)者五，前后绝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才做成烈妇。更奇怪的是，那文章还写到一个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寻死觅活，绝食七日，被家人劝着吃了稀粥，但还表示要服丧守节三年，然后再自杀，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还说：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范严，俞氏女找不到自杀机会，“可奈何？”为了维持风化，作者竟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妇的阴魂显灵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了，“岂不甚幸”！胡适叙说到此，严厉斥责说：“这种议论简直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

    另一起是上海报载的“陈烈女殉夫”的事，说家住上海的陈宛珍，年17，许配给王菁士，尚未过门，连未婚夫的面也没见过。王病死后三时，陈氏女便也服毒自尽，做了烈女。这已经很愚昧了，而过了两天，上海县知事竟给江苏省长送一个“呈文”，请予褒扬。

    此种妙文今日的青年万难见到的了，故节略奇文，以供赏析：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这与前清封建时代完全一模一样，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条例”规定，奖励少女少妇自杀，用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这“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

    胡适在文章中指出：“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远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对“节烈”的攻击可算是抓住本质，冲击了要害。

    胡适还写有《美国的妇人》、《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几篇文章，5 也批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谬论及“良妻贤母”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在当时都颇有影响。

    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个男孩。胡适做了父亲，喜不自胜，为儿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着胡适对逝世不久的母亲的一片孝心与纪念。到了7月，却又以“我的儿子”为题写了一首白话诗，抨击“孝道”，登在《每周评论》上，诗末写着他对儿子的教训道：“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6

    诗一登出，有位叫汪长禄的看了很不高兴，他认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因此写信责问胡适为什么“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便写了《再论“我的儿子”》答复汪长禄，说：“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7 由此可见，胡适攻击的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种腐朽的伦理观念，否定那种盲目而又虚伪的“孝道”。

    这里有一点有趣的联系，与胡适这几篇文章大致同时鲁迅也发表了著名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论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我们细细读一读他们两人的这几篇文章就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攻击的目标完全一致，论文的见解相近，发表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配合，因此也有力地证明，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确是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共同的论敌进行过共同的战斗。8

    胡适对孔丘也作过直接的激烈攻击。当时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吴虞，非孝非孔，文章尖锐泼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编成《爱智庐文录》二卷带到北京来请胡适作序。9 胡适欣然允诺，在序言中对吴氏反孔的精神和业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打扫“孔渣孔滓尘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并且尖锐抨击孔丘，指出：“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110 胡适已经明确认识到，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条正是几千年来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从根本上扫除吃人的礼教、法律、制度、风俗，就必须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这种决断的态度，不容商量的气概，正表现出了五四时代“打孔家店”的战斗精神。

    这篇《吴虞文录序》是胡适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适还热情地赞誉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备至，无以复加。而据现在所见的材料，胡适这篇文章大约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最早纪录。11

    胡适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吴虞曾经作过说明：“我的文录……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樱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12

    他说的确是实情。胡适爱读小说原是从读《水浒传》开始的，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水浒传考证》，第二年又作了《水浒传各本回目对照表》，并着手写《水浒传后考》。他对《水浒传》里那些毛家庄、蒋家店，什么“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迁火烧祝家店”，自然都烂熟于心了。恰巧这时吴虞带着文集来请胡适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语，正好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精神，以致十多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致广东当局的“佳电”中，对胡适“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罪责”仍汹汹詈骂，大张挞伐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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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后收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三版注）

    2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下，连载于《新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出版)及第2卷第1号(同年9月1日出版)。

    3陈独秀的这几篇文章分别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3号、4号及第3卷第6号。另有《袁世凯复活》及《再论孔教问题》二文，也是批判孔教的，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和第5号。此处引文见《复辟与尊孔》一文。

    4《贞操问题》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下面所引北京、上海报载的烈妇烈女事均见胡适此文。

    5《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论贞操问题》，载《新青年》第6卷第4号；《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系书信，当时未发表。后来三篇一并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三版注）

    6《我的儿子》一诗原载《每周评论》第33号，“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一句，原作“这是我所期望于你”。后收入《尝试集》1920年3月初版，1922年10月增订4版全诗删。

    7《汪长禄致适之先生》及胡适的《再论“我的儿子”》均载《每周评论》第3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改题《“我的儿子”》，中收“汪长禄先生来信”和“我答汪先生的信”。

    8近年有人认为，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是批判“胡适鼓吹的实用主义的‘顺应社会’的谬论”，并且“明确地与胡适划清了界限”。(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所载《鲁迅与进化论》。)这种说法似乎不切合鲁迅文章及当时鲁迅与胡适关系的实际情形。不仅鲁迅此文所攻击的对象、正面主张父母于子女无恩、只有抚养教育的责任等多与胡适文章相近或相同，即所引的材料，如孔融的话、易卜生《群鬼》剧中阿尔文的话等等也都相同。自然，我们读鲁迅的文章，感到他博大的襟怀非胡适所能及，但胡适的文章发表在先，对同在《新青年》团体的鲁迅也大概不无影响罢。见到鲁迅文章中一个“实用主义”(分明说的是“数年前”的)，就贸然肯定是批判胡适，而且是“明确地划清了界限”，似乎根据太不够了。

    9据《胡适的日记》，1921年5月23日：“又陵来谈，他把他的《爱智庐文录》二卷的抄本给我看，要我做序。他是近年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人，《文录》中这一类的文章最多。我允为作一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63页。

    10见《吴虞文录序》，原载1921年6月21日《晨报》副刊，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11吴虞的文集，原抄录本称《爱智庐文录》，1921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时，仿《胡适文存》例，改题《吴虞文录》，有胡适之序。

    12见1924年5月2日《晨报副镌》第95号所载《吴虞先生的来信》。

    13何键的“佳电”是1935年2月9日致广东当局的电报，原载同年2月14日香港《循环日报》，《独立评论》第149号所刊胡适的《杂碎录》转载。这实在是一篇尊孔卫道的妙文，特录其全文如下：

    顷读余子敬诸先生《孔子教化与最近二十年的关系之窥测》一文，深切严明，狂澜砥柱，敬佩曷既！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数千年来，礼教人伦，诗书典则，赖以不坠，教化所被，如日月丽天，无远弗届，有识同钦。虽后儒穿凿附会，学昧本源，究无损于大道之光明。自胡适之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始扫地荡荆我政府惩前毖后，近特隆重礼孔，用端趋向。举国上下，莫不翕然景从。独胡氏惧其新文化领袖头衔不保，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共匪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可胜浩叹！据闻胡氏生平言论矛盾，教他人以废弃文言，而其子弟仍然读经，如果属实，则居心更不堪问。键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故敢略抒所感，以为同声之应。甚愿二三卫道君子，扶持正义，转移劫运，无任祷企。何键叩，佳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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