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近二千年的君主**，创建了中华民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胡适对此起初也不甚了了，他在海外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自然也非常关注，并曾讥刺受命于清廷的袁世凯“真是蠢物可鄙”，然而，他最关心的还是在汉口的大哥与明侄以及自家在汉口的店业。1 待到辛亥革命的周年纪念日，绮色佳天雨朦胧，秋风萧瑟，这时胡适经过美国民主共和政治生活的陶冶，对已建立的民国便油然而生“悠悠之思”了。这一年，胡适在致胡绍庭信中说：“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首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1欢欣鼓舞之情跃然纸上，且表示“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2

    然而，胡适却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功劳全记在坚持改良主义的保皇派梁启超名下。他认为梁启超是“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思想界，15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并说：

    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3

    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致力于“新民”的思想启蒙事业，加上他“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在青年知识者中间影响确实很大，其思想启蒙宣传之功应予适当肯定。然而梁氏仍坚持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反对孙中山一派的革命道路。而胡适如此夸大保皇派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又如此贬低革命派孙中山黄克强领导革命的功绩，却是明显背离实际的偏私之见，从中也可看出胡适受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

    对于新建的中华民国胡适还是爱护的，对种种损害民国的行径他都不能容忍。当时有一个叫布朗德(j.o.p.bland)的英国人从伦敦到美国来，四处游说诋毁中华民国。布氏曾经在中国海关做过事，他的演说登在报上甚有欺骗煽动作用。胡适读了很气愤，当即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布氏的谰言。有一天晚上，布氏在绮色佳演讲，讲题是《中国的动荡局势》，胡适也去听。布氏反对美国人承认中华民国，他说列强不能承认民国，因为民国还未为中国自己的人民所承认。胡适听了这话，站起来用英文质问布氏有什么根据，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只好改口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对于布朗德诋毁民国的言论，中国留美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士顿、纽约与绮色佳的留学生多有书信往来，商议抵制的办法。11月22日，中国留美学生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胡适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在学生会设一通信部，专门翻译英美各国反对我国的言论给国内各报纸刊登，“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4 由此可见他维护民国的诚心。

    胡适（前排右一）与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生俱乐部成员合照。最后排右一是赵元任。

    窃国大盗袁世凯窃踞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以后仍不满足，又做起皇帝梦来。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来，演出了一场尊圣祭孔的丑剧。1913至1914年间，袁氏先后颁布了几个尊孔祭圣的命令和条例。胡适在美国看到，曾大加嘲讽，指斥袁氏“此种命令真可笑，所谓非驴非马也”，又揭举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谬误，一一加以驳斥，说它是“一片空言，全无意义，口头谰言，可笑可叹”。当时，胡适虽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凯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的野心，却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纲常沦，人欲横流”归咎于国体变更以后自由平等之流祸，是一大谬误。5 这不也可以说是在为民主共和而辩护吗？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dnow)在美国各地演说，并发表了《共和与君主》一文，为袁氏复辟帝制大造舆论。杨度、孙毓筠等紧跟着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加紧鼓吹帝制。胡适从报上得知消息以后，认为“古氏在此邦演说作文，均言中国无共和之程度，其说甚辩，足以欺世……于我国共和前途殊有影响，不可不辩”，于是写了《中国与民主》及《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两篇英文文章，分别寄给纽约《望》月刊和《新共和国》周报。文章针对古德诺的谬论驳斥说：

    古德诺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宪权威们认为，东方人不适合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国相信，正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主，现在就必须有民主。年轻的中国又相信，如果第一个中华民国民主的生命较长，到那时候就会在中国建立起相当有力的控制，并且有了四年民主政体的政治经验，尽管这个经验还是不完善的，而到时候就可以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了解什么是共和政体的真正的意义。6

    这时候的胡适已经是公开为捍卫民主共和而辩护的斗士了。

    袁世凯终于下令改元登极。然而，这个背叛民国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立即陷入了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梦也终于破灭了，而且众叛亲离、楚歌四起，终于成了独夫民贼，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惧而死。住在美国的华人也都手舞足蹈，额手称庆。胡适说这真可谓是“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并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余辜，因为“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7

    袁世凯的窃国、称帝、破产、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君主**制度的一次垂死挣扎，它给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袁氏倒行逆施，居然有那么多吹鼓手，有那么多人为他抬轿子，有那么多人上表劝进，这就向人民昭示，**主义在一些人当中还是 有市场的，不可能一时消除干净。然而，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是民主共和，逆历史潮流搞**主义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袁世凯便是活的和死的见证。

    胡适也通过袁氏之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他犹念念不忘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认为“袁氏之卖康梁，其罪真不可胜诛”，如果当年袁氏不向慈禧太后、荣禄告密，戊戌政变不致推翻，“则20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国于富强”了。正是因为这一点，胡适方说“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

    然而，胡适这时眼界比过去开阔了，美国的政治生活给他脑子里灌输的民主共和思想更多了，他想到，20年前的戊戌维新即使成功也只是君主立宪，不能有“根本的解决”，必然保留清朝帝室、贵族及官僚政治，结果必然是“一种皮毛的新政，暂时的治安，而共和之运动反为阻滞”，革命终不可避免。20年来国内历史的进程又使胡适看到：“徒以戊戌失败之故，此20年中中国之进步皆起于下而非出于上，其结果乃有辛亥之革命及今日之革命，遂令数千年之帝制一旦推翻，三百年之满清亦同归于尽，今之官僚派余孽似亦有摧灭之势。则虽谓吾国政体问题已有几分根本的解决可也，而此几分根本的解决，皆戊戌失败之赐也。”8 这“根本的解决”，说明胡适的思想认识有了一点进步，他不再把辛亥革命的成功全记在梁启超名下了，他似乎从康梁的改良主义藩篱中移动腿脚，向革命迈出了小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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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10月12日至30日日记。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81～86页。

    2见《胡适研究丛录》，颜振吾编，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25页。

    3《藏晖室札记》卷一，1912年11月10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2页。

    4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二，1912年11月19日、21日、22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0～127页。

    5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三“二六非驴非马之大总统命令”(1914年1月23日)，上海亚东版，第162至163页；卷七“三八袁氏尊孔令”(1914年11月16日)，上海亚东版，第468～470页。

    6参看《藏晖室札记》卷十一“六论袁世凯将称帝”及“二o辟古德诺谬论”，见上海东亚版，第741～748页、768页。《望》月刊(the outlook)，胡适原译纽约《外观报》。此处引文见“六论袁世凯将称帝”所附之《china and demecracy》(《中国与民主》)，中译文曾得武汉大学英文系李子彬教授校订。

    7《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三死矣袁世凯”(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6～927页。

    8《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四论戊戌维新之失败于中国不为无利”(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8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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