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春天，胡适告别了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他身穿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大袖马褂，脑后一条小辫子，用红头绳扎着，跷跷的拖在背后，完全是一副地道的乡里土少爷打扮。当年由绩溪上庄出门只能步行，他们经逍遥崖、江南第一关、栈岭，沿新安江、富春江而下，至余杭乘小船，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杭州，然后乘火车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1这个乡巴佬要在这里住下、读书，寻求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新学”。

    他进的第一个学堂是梅溪学堂，这是他父亲生平最佩服的一个朋友张焕纶(经甫)先生创办的。2那时是清朝末年，刚刚废科举、兴学校，这梅溪学堂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门。胡适因为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暂时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但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许多古书，现在进五班，国文读《蒙学读本》，他自然不费吹灰之力，正好可以默默地用全力专攻他没有学过的英文和算学。

    不久，胡适碰到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五班教国文的沈先生大约也瞧不起浅近的《蒙学读本》，事先没作准备，这一天，讲到读本里的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沈先生随口说这个“传”就是《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胡适听到这里，心想这不讲错了吗？然而，他毕竟刚从乡里来，不敢冒失，从母亲那里也学得了一点忍耐的好脾气，直等到先生讲完之后，他才拿着课本走到讲台那儿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脸也有些红了。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侬读过《易经》？”先生问。

    “读过。”

    “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吗？”

    “没有。”

    “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

    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余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侬跟我来。”

    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走到第二班的课堂。沈先生对那班里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是第二班的学生了，一天之中他竟跳了三班！

    他满心高兴，坐下来凝神听课。先生却没有讲书。他抬头一看，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3

    “经义题”是科举考试做八股文的题目，胡适没有学过，不会做。“论题”虽然可以敷衍，但那个“日本”在天南还是在海北他也不大清楚，怎么做呢？刚刚升到这个班里，他既不敢请教先生，同学中又没有一个熟人，在乡里读的那些古书也帮不上忙。他心里急得不得了，以至暗自埋怨沈先生不该把他升得这么高，这么快。

    正在这个“作文危机”的时候，胡适家在上海开的“公义油栈”店里派人来学校，报告他三哥病危的消息。先生准他带作文卷子回家去做，下星期再交。于是，胡适抄了题目，逃出课堂，暂时躲过了这一关。

    赶回店里，他的三哥不几个钟头就断了气。第三天，他的二哥从汉口的店里赶到上海办丧事。据胡适自己回忆：

    丧事办了之后，我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题目应该参考一些什么书。二哥捡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校去翻看。费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不久我也会做“经义”了。几个月之后，我居然算是头班学生了。4

    从乡里读的“四书”“五经”转到读《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和《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呼吸着新的空气，吸取新的知识，追逐着时代的新潮流，并自命为“新人物”了。

    这个“新人物”所读的新书大多是二哥给他的梁启超一派的著作，也读反清革命的书。有一天，班里的同学借来一本邹容写的《革命军》，5在胡适等几个同学中传看。邹容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军马前卒”，他写的这本《革命军》，薄薄的本子，书前印着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写的序，全书约两万来字，用浅近通俗的语言宣传反对清廷**，鼓吹“独立自由”和建立“中华共和国”，在当时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胡适等几个少年人看了也都很受感动，但那时满清王朝的统治还很残酷，这种革命的书印得还不多，印这种书被抓着便要杀头，看这种书也只能偷偷地看。他们这本《革命军》是借来的，要归还，舍不得，便轮流着抄。晚上，学堂的舍监来查过夜，他们便偷偷从床上爬起，点着蜡烛继续抄，几个人连夜赶着抄成了一部《革命军》。

    这个“新人物”又很关心时事，爱看报纸。这一年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

    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 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郑璋三个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所以连合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6

    当时国内的排满浪潮，反抗沙俄侵占我东北的“拒俄运动”，在胡适的思想上种下了初步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爱国主义的种子。他“痛恨俄国”，也痛恨那媚外卖国的清王朝和官吏，因此，当梅溪学堂要送胡适和另外几个同学到上海道衙门去考试的时候，他们几个“新人物”便不约而同都拒绝到官厅去应试，不等考试日期到就都离开梅溪学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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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台北《中国一周》第634期(1962年5月18日出版)载胡钟吾所作《胡适博士上世源流及生年事迹考》一文中说：1953年2月10日，胡适在台北铁路饭店绩溪同乡欢迎会中“详述少年时在家，送亲友出门，携带雨伞干粮(用面粉做的菜饼)，由绩溪步行经逍遥崖，江南第一关，栈岭，到余杭，乘小船至杭州，坐火车至上海的故事”。

    2张焕纶，字经甫，上海人，是胡适的父亲胡传在龙门书院的同学和朋友。后来胡传任官台湾时，在复张经甫的信中说：“厚意深情，即百朋之锡，不足过矣。九顿首以谢，犹自以为不足也。”(见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1年5月印行的《台湾纪录两种》下册，第70～71页)由此可见他们之间情谊之一斑。胡传死后，张经甫又代撰《胡铁花先生家传》，对胡传的生平事业记述甚详。

    3“经义”是宋以后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发其中义理。明清两朝形成一种固定格式的八股文体，题目用“四书”“五经”的文句，解释须依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不得任意发挥。胡适初入梅溪学堂第二班所见的这个“经义题”，文句摘自《孟子.尽心章句下》。

    4见《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46页。

    5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曾留学日本，积极参加反清斗争，是清末有名的革命家之一，1903年7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逮捕，判刑二年，1905年4月死于狱中，年仅20岁。《革命军》是邹容宣传反清革命的著名作品，1903年作，共七章，约二万言，用通俗浅近的文字揭露清政府的残酷统治，提出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的理想，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自序后署“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书前有章炳麟(太炎)的序，中说：“今容为是书，壹以叫恣言，发其惭恚，虽嚣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只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借非不文，何以致是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版，第1卷下册，第650页)孙中山在《自传》中谈到清末反清运动时赞扬说：“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见《总理全集》)

    6同注4，第47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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