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执政支点：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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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变数：执政支点：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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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秩序是社会基层的上层建筑。在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容纳，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就像一架天平，社会是天平的底座，而政治秩序是天平的横梁，横梁是架在社会底座之上的。这种关系类似于古人所说的“水”与“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同样，天平横梁如果不能在底座之上保持平衡，就会失去政治秩序的稳定，引发社会与政治冲突。相对来说，天平的比喻比水/舟的比喻更强调现代社会中政治公平的重要性。天平要保持平衡，除了要具有不断调整横梁两端权重的高超驾驭能力，更重要的前提是，横梁自身要放置在底座的一个合适的支点之上。如果支点选择不恰当，则天平平衡的调节会十分艰难。

    现实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具有相互冲突的一面。政治秩序要容纳所有人群的所有诉求，要么是虚伪的，要么是出力不讨好的，因为这种目标本身是不可能的。所以，政治秩序也要在社会各阶层中寻找一个支点，使得这个支点在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还能维持社会体系整体利益诉求实现的平衡，而不是简单的利益博弈。

    这个支点就是中间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与最大多数的阶层保持共同利益的联系，最能体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中间阶层不是社会整体利益的重心，也是最接近这个重心的阶层；作为参照，也使政治秩序更容易建立社会和谐。比如，如果把强势群体（如私营企业家群体）作为执政支点，只会加剧社会两极化和社会对立。如果只关注弱势阶层的处境，就会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在寻求社会和谐中就难以找到利益平衡点，只会事倍功半。

    中间阶层的这种支点作用与“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目标并不矛盾，可以将前者看做后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操作化策略。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党都普遍有“中间化”的趋势，以应对社会结构“中间化”的现实。因为，以赢得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作为首要目标的各个政党，面临着的一个激烈挑战就是，如何扩大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政坛对“第三条道路”的热衷就是对执政党中间化的理论探索。一些政党坚持传统观念，无视现代社会“中间化”的事实，固守日益萎缩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终于导致失去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执政地位。最为典型的是法国，该党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了蓬勃发展，党员人数达到100多万，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率最高曾达到39％。但当法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产业工人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时，它仍然固守工人阶级就是传统的产业工人的观念，结果致使法国的力量越来越萎缩，以至于现在法国只有十几万人，在议会得票率只有5％。在当前，虽然我国中间阶层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但在社会分化不断加深的处境中，执政党社会基础的中间化至少可以更好地实现利益平衡，与西方政党的中间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报告中提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当代西方社会的这一政治经验应当引起重视。

    三体质弹性：容纳中间阶层的参政诉求

    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处于骨干地位，具有相对较高的教育层次，容易接受现代政治理念，这些决定了中间阶层的诉求是多元性的，不仅仅局限于直接的个人经济利益。甚至，很多时候中间阶层的诉求是抽象的，具有价值倾向。中间阶层普遍具有传统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社会责任感的一面，他们的行为常常可以超越个人得失的经济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现代积极公民性特征。中间阶层的这些价值倾向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他们的政治参与期望。从我们的研究和现实社会生活经验中，都可以观察到这种诉求。而一旦这种期望无法实现，张力就会积累。即使这种期望张力在外界约束下没有表现为显性的社会冲突，对政治秩序形成直接的压力，也会造成中间阶层对政治秩序的疏离、甚至离异，销蚀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并最终为显性的社会冲突酝酿能量。

    而且，相对于直接利益诉求的冲突，政治价值取向的冲突更具有不妥协性。即使大规模社会冲突的起因并不是价值取向的，但中间阶层很容易将社会冲突引向政治价值诉求。齐美尔将社会冲突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参与者只是作为“私人的个体”的参与冲突，另外一种是参与者主观意识上作为集体代表的有部分人格投入的参与冲突。前一种冲突参与的目标是个人利益，建立在个人计算基础之上；后一种参与冲突则体现了“缺少自我利益的高尚性”，具有不妥协的特征。george simmel, conflict, english translation e simmel, conflict, english translation art: ferdinand enke, 1928, pp309～305科塞修正了齐美尔的“安全阀”思想，认为紧张的释放不一定要通过原始冲突行为，还可以寻找替代手段：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3页。积累起来的敌意不仅可以向敌意的原始对象发泄，也可以向替代目标发泄。很明显，齐美尔只是考虑到了与最初的对立对象的直接冲突，他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即除冲突以外的其他行为模式也可以至少部分地承担与冲突相似的功能。

    如果没有发泄相互之间的敌意和发表不同意见的渠道，群体成员就会感到不堪重负，也许就会用逃避的手段做出反应。通过释放被封闭的敌对情绪，冲突可以起维护关系的作用。

    社会系统提供排泄敌对和进攻性情绪的制度。这些安全阀制度通过阻止其他方面可能的冲突或通过减少其破坏性的影响而有助于维护这个系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社会冲突大多是行动的显性形式，但我们所不能直接观察到的是更多的处于酝酿不满阶段的社会冲突。不满是形成冲突行动的直接原因，不满同样可以通过替代手段得以一定程度的化解，使不满不致继续积累，防止其在某种合适的契机下转化为社会冲突行动。政治机智（如政治笑话）、戏剧或其他文娱活动都可以为表达对原初敌意源的对立提供类似的替代手段。玛格丽特研究了巴厘人的滑稽戏剧，认为巴厘的社会结构高度阶层化并且很僵硬，大量的注意力用在表示等级和身份的仪表上，戏剧就是用来专门对等级现象进行滑稽的模仿。这种戏剧讽刺的自由在社会制度关系的紧张点上，所以它使紧张关系在笑声中得以松弛。可以说，巴厘人的戏剧排解了在这个僵硬的等级社会中明显的敌对情绪，并有着使原有制度延续下去的功能。margaret mead and gregory bateson, balinese character special publication of the ney of science, vol ii 1942

    容纳中间阶层通过一些渠道表达不满情绪，是缓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机制。中间阶层与社会转型中的其他阶层和群体一样，会有各种各样不满的情绪。在社会冲突中，基础阶层要么保持沉默，要么直接行动；而优势阶层则倾向于直接以行动来解决冲突。相对而言，中间阶层更倾向于首先将不满表达出来，特别是通过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无论这种表达是直接的，还是隐晦、机智的。对中间阶层来说，政治参与不仅指政治选举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还包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评论。从本研究和生验中可以发现，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中间阶层自由表达情绪的“第四媒体”，包括时事议论。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当问到中间阶层更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时，与利用传统渠道如“向媒体投诉”，“参加政治、公益社团”等方式相比，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在网上参加讨论”的方式来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占到33%的比率，高居第一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哪些人构成社会中间层：关注社会和言论自由》，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9日版。中间阶层对公共事务的议论，在初始时一般总是就事论事；但如果言路受到阻塞，不满情绪反而会激化，将问题全盘化、抽象化和价值化，使得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即使这种情绪受到压制，也成为一个冲突的积累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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