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在资源获取上既有相互利用、相互尊重的一面，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因为，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两者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博弈式的竞争，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总体上，资源流向依靠体制分配机制的中间阶层群体越多，依靠市场获取资源的中间阶层群体所获得的份额越少，或者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获得等值的资源。比如，北京的许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单位占有了大量房产，并且占用了市区中价值最高的地段。“城市新地主”、机关公务员和“事业人”凭借体制优势，无偿、或低价格获得了这些房产资源，就使得流通到市场上的房产资源减少，并拉动了商品房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其他中间阶层群体，如企业白领、自营者要购买商品房产，只能选择远离市区的地段，或者需要付出更高昂的价格获取市区核心地段的房产。

    2社会资源存在着二次分配，靠向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垄断着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权力，或者在资源二次分配中占有相对优势，致使靠向市场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处于被相对剥夺的不利地位。比如，隐性收入成为当前中国的一大特色，其相对于显性收入的比例令人咋舌。有位经济学学者从官方统计数字中发现，城市人口的收入在总量上超出了“工资总额”的一倍半，而所超出部分只能归为隐性或灰色收入。转引自鲍罗克：《中国的收入有多“灰”》，载《财经时报》，2004年第559期。这些隐性收入有些直接来自部分群体对其他群体的索取。另外，隐性收入大多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企业白领却几乎要缴纳全额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因为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比较透明的工资薪酬，从而形成社会资源二次分配来源上的不平等。

    3权力体制直接介入到市场分配中，与市场主体争夺资源。比如，许多事业单位集体或个人不仅在参与市场分配的时候依然享受体制内的资源，他们还利用体制内的垄断或优势显性或隐性地介入市场，与市场主体进行利益的竞争和争夺。

    从市场经济转型的立场来看，体制分配是对市场分配的干扰和扭曲。总体趋势上，市场的力量在完善和壮大，而体制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质疑和约束。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和曲折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体制因素所发挥的资源分配作用难以萎缩，更不会轻易退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验也佐证了这一点。

    有学者提出了资源的政治性分配与功能性分配的概念，并对两种分配进行了比较（如表2-1）。他认为，一个社会必须在政治性分配与功能性分配这两种分配方式中达到某种平衡，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占社会分配的主导地位都会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政治性分配使收入差异巨大，与平均主义道德不相容，引发群体冲突，即精英群体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冲突。而功能性分配造成社会整体的分化，形成下层阶级或阶层与社会上层之间的对立，引发的是阶层或阶级冲突。这样，功能性分配与政治性分配的二元体制可以成为一种缓冲社会矛盾的合理机制。参见徐晓军：《转型期中国社会分配方式的变迁与阶层分化》，“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政策选择”全国学术研讨会（武汉，2002年5月25～26日）所提交的论文。

    这种观点中所提到的“功能性分配”，与本研究中论述的市场性分配相似。但从表2-1对“政治性分配”的描述看，其所指并非本文的体制分配，而是指公共权力对社会财富的调节与再分配。或者说，所谓的“政治性分配”是公共权力的合理应用，所争取的是社会整体利益；而本研究的体制分配指的是公共权力的不合理应用，所争取的是部分社会群体的私利。前者是公开目标，是为了消除社会不平等，追求罗尔斯式的结果公平；而后者是特权、垄断等传统因素的惯性，在运行中带来了加剧社会不公平的不良后果，不仅没有实现罗尔斯的结果正义，还违背了诺奇克的社会竞争正义。〔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表2-1政治性分配与功能性分配特点的比较政 治 性 分 配功 能 性 分 配决定因素人类群体之间的矛盾状况人类与自然的矛盾状况分配依据强制权力对社会的贡献（功能）分配目的实现结果的均等提高生产效率分配形式再分配初次分配分配主体国家及各级政府市场受益主体特定的阶级或阶层特定的部门或个人分配成本高低分配效率低高本质特征一部分人的蛋糕切给另一部分人在蛋糕做大基础上的直接切分分配后果结果的绝对平等、过程的不平等过程的平等、结果的相对不平等第三章中间阶层的意识与倾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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