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

    这是一篇阐述荀况经济思想的重要论文。其中心是“富国裕民”。荀子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通过裕民政策使百姓先富起来；百姓富裕了，国家才能富裕，即“下富而上富”。为此，荀子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首先要求以“礼”为准则，要做到“明分使群”，提出了“节用裕民”、“强本抑末”、“开源节流”等各项具体政策；又主张加强农业生产，同时“节用以礼”，从而使生产和消费保持平衡，促进经济发展。荀子还强调经济上独立自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强兵，实现统一的目的。这些，都可看作是荀子对以前的一切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思想和经验的批判总结。他所揭示和阐述的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规律，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富有启发意义。

    ①【无宜】用处不同。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①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

    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势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圣贤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康诰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谓也。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①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

    ①【皮弁】一种用白鹿皮做的帽子。弁，音biàn。

    ②【揜】同“掩”，相合。揜，音yǎn。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②，必时臧余，谓之称数。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无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无幸位，民无幸生。”此之谓也。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亹亹】勤勉的样子。亹，音uó。持国之难易：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事之以货宝，则货宝单，而交不结；约信盟誓，则约定而畔无日；割国之锱铢以赂之，则割定而欲无厌。事之弥烦，其侵人愈甚，必至于资单国举然后已。虽左尧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譬之是犹使处女婴宝珠，佩宝玉，负戴黄金，而遇中山之盗也，虽为之逢蒙视①，诎②要③桡④月国⑤，君卢屋妾，由将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将巧繁拜请而畏事之，则不足以持国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如是，则近者竞亲，远方致愿，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名声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挥，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譬之是犹乌获与焦侥搏也。故曰：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此之谓也。

    【译文】

    万物同处于自然界中而形体各异，没有固定的适宜性却为人类所利用，这是自然的道理。人类共同生活，有同样的需求，但满足需求的方法不同；有同样的，但实现的智力有别，这是人的本性啊。

    人们对于事物都有自己肯定的看法，这一点智者和愚者是相同的；但是所肯定的事物不一样，这样智者和愚者就区别开了。如果权势相同而智力不同，谋取私利而毫无顾虑，放纵而不受限制，那么人们都将竞相争夺而无法劝解了。这样，智者就没法去治理了。智者不能去治理，就不能成就功业名望；不能成就功业名望，人群就没有等级差别；人群没有等级差别，君臣关系就没法确立。没有人君来管理大臣，没有上层来统治人民，天下人就会妨害性情，放纵私欲。人们对东西的贪欲和憎恶是一致的，多而东西少，东西少就必然产生争斗了。所以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要靠各行各业制成的物品来维持。而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兼通多种杂艺，一个人也不能监管多种事情；人若离群独居而不互相依靠就会走投无路，而共同生活却没有等级区别就会互相争斗。走投无路是祸患，互相争斗是灾难。解除祸患、消除灾难的最好办法是明确等级区别，使民众生活在一起。强者威胁弱者，智者恐吓愚者，百姓违背君王，年少欺负年长，不以仁义道德来处理政事，这样，老人和弱者就会有无人供养的担忧，而身强力壮的就会有分离争斗的灾祸了。做事情是人们所厌恶的，贪功利是人们所喜欢的，而人们的职业又没有分工，这样，人们就有无法立业的忧患，还会有争夺功利的灾难了。男女的结合，夫妇的名分，以及婚姻嫁娶的各种仪式不按礼仪规范去做，这样人们就有失掉夫妇结合的担忧，而产生争夺女色的灾祸了。所以智者为此才规定了名分制度。

    使国家富足的途径是：节约费用，使人们宽裕，还要妥善贮藏多余的财物，要按礼的要求节约费用，施各种仁政使百姓宽裕。节约费用才有剩余，实行裕民政策才能民众富足；民众富足就会土地肥沃，就会生产出百倍的粮食来。君王按法令规定收税，百姓按礼仪规定节约使用。这样的话，剩余的粮食就会堆成山，不按时烧掉一些，就会多的没地方贮藏了。君子哪里还用得着担忧没有剩余呢！所以懂得节约财富让百姓富足就必然会获得仁义、圣良的美名，而且财富也会堆积如山。这没有其他原因，就在于节约财富，使百姓富足。不懂得节约财富使百姓富足，就会使百姓贫穷，百姓贫穷就会使田地贫瘠而荒芜，田地贫瘠荒芜就会使粮食产量不到平时的一半。君王即使拼命索取掠夺，也还是所剩无几；如果又不按礼义去节约使用，就一定会落得个贪财榨取的恶名，而实际上空虚贫乏，一无所获。这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不懂得节约财富，使百姓富足的道理。康诰说：“上天将德泽都赋予万物，顺天道行事，就能使你富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礼，就是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别，贫富地位高低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天子穿红色的龙服，戴礼帽；诸侯穿黑色的衣服，戴礼帽；大夫穿次等的衣服，戴礼帽；士穿士的衣服，戴白鹿皮的帽子。才能一定要和职位相称，职位一定要和俸禄相称，俸禄一定要和任用相称。从士往上的官吏必须用礼乐去调整他们，民众百姓就必须用法度去制约他们。根据土地的大小来封国，根据获利的多少来畜养人民，根据人力的多少来分派徭役。使百姓负担得了徭役，国家的设施能产生收益，这种收益要足以养活百姓，使百姓的衣食费用的支出和收入相等，一定要及时贮藏剩余的财物，这就叫做合乎法度。因此从天子直到老百姓，事情无论大小、无论多少，都要依此类推。所以说“朝廷上没有侥幸得到的官位，百姓中没有侥幸偷懒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减轻田地的赋税，减少关卡集市的征税，减少商人的数量，少征劳役，不占农时，这样国家就富强了。这叫做利用政令使人民富裕。

    人要生存，不能无群。有群而没有等级区分就要争斗，争斗就引起混乱，混乱就要困顿不堪了。所以没有等级区分，是人类的大祸害；有等级区别，是人类的根本利益。人君，正是掌握这种等级划分的关键人物。所以，赞美君王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维护君王就是维护天下的根本，尊崇君王就是尊崇天下的根本。古代的帝王划分等级使人们有差别，使他们有的地位高贵，有的地位低下；有的待遇丰厚，有的待遇微薄；有的安逸快乐，有的辛勤劳苦。这不是特意制造荒淫、骄纵、奢侈和华丽，而是为了明确礼的规定，贯彻礼的次序。所以在各种器具上雕刻花纹，在衣服上缝制华美的文饰，只是为了区别贵贱罢了，并不是为了美观；制造钟鼓管磬、琴瑟竽笙等各种乐器，只是为了分辨吉凶、嫁娶，达到和谐融洽罢了，并不是为了别的；建造宫室台榭，只是为了避免躁热和潮湿、陶冶德性、区分尊卑罢了，并不是为了别的。《诗经》上说：“在金玉上雕琢花纹啊，灿烂辉煌。我们勤勤勉勉的君王啊，统帅四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让君王穿上颜色华美的衣服，吃上丰盛的佳肴，占有大量的财物，统治整个天下，并不是为了荒淫骄奢，而是为了统一天下，治理万变，利用万物，供养万民，使天下都得到利益；所有这些，没有比仁人做得再好的了。仁人的智慧足以治理天下。他的仁义足以安抚天下，他的德操足以教化天下，有了这样的仁人天下就会安定，没有这样的仁人天下就要混乱。百姓确实依赖他的智慧，所以共同来为他劳作，力求使他安逸，以培养他的智慧；百姓确实赞美他的仁义，所以出生入死去保卫他，以培养他的仁义；百姓确实赞美他的德性，所以为他雕刻绘画，制作华美的衣服装扮他，以培养他的品德。所以仁人当政，百姓尊重他像尊重上帝一样，亲近他就像亲近父母一样，为他出生入死而心甘情愿，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拥护的主张确实是美好的，他们所得到的好处确实是巨大的，他们所受益的东西确实是很多的。《诗经》上说：“我背东西我拉车，我赶车子我牵牛，我的行装整理好，何不归附仁人去！”说的就是这种情景。

    所以说：“君子靠德行，小人靠力气。力气是受德行役使的。”百姓的力气，靠君子的德行支配才能有成效；百姓的群居，靠君子的德行教化才能和睦；百姓的财物，靠君子的德行引导才能聚集；百姓的处境，靠君子的德行帮助才能安定；百姓的寿命，靠君子的德行保护才能延长。父子之间得不到君子德行的教化就不会有真正的亲爱，兄弟之间得不到君子德行的教化就不会有真正的和气，男女之间得不到君子德行的教化就不会有真正的欢乐。年轻人靠君子德性的教化而成长，老年人靠君子德行的教化而得到供养。所以说：“天地生育了百姓，圣人教养了百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的世道却不是这样，加剧收敛钱财来掠夺百姓的财物，加重田亩的赋税来掠夺百姓的粮食，苛刻征收关市的税金来阻碍百姓的贸易。不仅如此，又故意挑剔，伺机欺诈，玩弄权术，图谋陷害，欺压百姓，并困扰他们。老百姓都清楚地知道君王的污秽、残暴和，将给国家带来大灾难。所以有的大臣杀了君王，有的下级杀了上级，或者出卖城池，背叛节操，而不肯为君王战死，这没有别的原因，只能说是君王咎由自取。《诗经》上说：“没有说话而不回答，没有施德而不报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使整个天下都富足的途径在于明确人民的职分：翻耕土地，标明疆界，清除杂草，种植谷物，多施粪灰，肥沃田地，这是农夫百姓的工作。遵守时节，督促生产，推进农事，提高效率，使百姓和睦，使人们不偷懒，这是将帅的职责。高地不干旱，洼地不积水，寒暑协调，而五谷庄稼按时成熟，这是老天爷的事情。至于对老百姓广为照顾，全面爱护，普通治理，即使遇上水旱荒年，也能使百姓没有受冻挨饿的灾难，这是圣君贤相的事情。

    墨子的言论，明明是在为天下担忧财物不足。说到财物不足这并不是天下的公患，只是墨子个人的过分忧虑罢了。现在土地生长五谷，人要是好好治理，每亩地就可以生产几盆粮食，一年可收两季庄稼。此外，瓜、桃、枣、李每一颗的产量都可以按盆计量；各种蔬菜种满了水泽洼地；再加上猪、马、牛、羊、鸡、狗六畜和飞禽走兽，每一种都能装满一车；鼋、鼍、鱼、鳖、鳅、鳝鱼等按时产卵繁殖，每一种都可能繁衍成群；飞鸟、野鸭和大雁等多如烟海，还有昆虫等万种生物到处生长，可以供人食用的东西多的没法计数，自然界产出的万物，本来就绰绰有余，足以供人类食用的；麻葛、茧丝、鸟兽的羽毛、牙齿、皮革等，也是本来就绰绰有余、足以供人类穿戴的。所以说到财物不足，并不是天下的公患，只是墨子个人的过分忧虑罢了。

    天下的公患，是由混乱造成的，为什么不试着共同来寻找一下是谁造成天下混乱呢？我认为墨子的主张“非乐”，由此造成了天下的混乱；墨子主张“节用”，由此造成天下的贫穷；这不是要诋毁墨子，而是根据他的学说必然会得出的结论。如果让墨子大到统治天下，小到统治一国，人们必将愁眉苦脸，穿粗衣、吃劣食，忧郁悲伤而反对音乐。这样就会生活困乏，生活困乏就不能满足，得不到满足，论功行赏就不能实行。如果墨子大到统治天下，小到占有一国，必将减少侍从，削减官职，崇尚事功和劳苦，和百姓一同工作、一同操劳。这样做就会没有威严，而没有威严，按罪惩罚就不能实行，贤能的人不能得到提拔，不贤能的人不能被罢免，那么有能力的人和没有能力的人就不能得到量材使用。这样一来万物就得不到合理利用，事故突变就得不到恰当处理。上失掉天时，下失掉地利，中失去人和，整个天下都受煎熬，像被火烧焦一样难受；墨子尽管自己穿粗布衣，系粗麻绳，吃粗粮，喝白水，又怎么能使老百姓富足呢？这就像砍断了树根断绝了源泉，只能使天下变成了一片焦土了。

    所以古代君王和圣人不是这样做，他们知道做人民的君王自己不美化、不修饰，就不能统一民众；自己不富有、不丰裕，就不能管理下民；自己不威严、不强壮就不能制止强暴、战胜凶悍。所以一定要撞击大钟、敲打响鼓，吹响笙竽、弹奏琴瑟，来满足他的耳朵；一定要雕刻美丽的器具，制作华美的衣服，来满足他的眼睛；一定要吃丰盛的肉类和米饭，要有芬芳的美味，来满足他的嘴巴。还要侍从众多，官职完备，奖赏丰厚，刑罚严厉，来警戒人心，使天下的百姓，都知道自己所渴望和追求的全在这里了，所以君王的奖赏就有威力。奖赏能够实行，惩罚发挥威力，那么贤能的人就能得到提拔，不贤能的人就可以被斥退，有能力与没有能力的人都得到恰当的任用。这样万物都会得到充分利用，事故突变就会应付自如，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于是财货就像源泉一样滚滚而来，像河海一样，浩浩荡荡，像山丘一样，突起高大，不按时进行焚烧，就无处收藏，那么天下又何必担忧不足呢！所以如果儒家的学说真正得到实行，就会天下太平而富足，役使百姓而有功效，敲击钟鼓一片和乐。《诗经》上说：“钟鼓相和声喤喤，管磬互应响锵锵，天赐福禄无边长，天赐福禄多浩荡，威仪庄重而堂皇。既已酒足又饭饱，福禄永保绵绵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墨家学说如果真的推行，那么天下就会崇尚俭朴而更加贫穷，反对争斗却一天天争斗加剧，辛苦憔悴却越来越没有功效，忧愁悲伤、反对音乐却更加不和。《诗经》上说：“上天屡降灾殃，丧乱屡出不息。百姓没有好言，悲叹声音不止。”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放弃大事而专养百姓，安抚他们，哄爱他们，冬天给他们稠粥，夏天给他们瓜菜麦粥，用来骗取暂时的美名，这是一种苟且的做法，可以暂时得到奸民的赞誉，却并不是长久的办法；事业必然不能成就，功名必然不能建立，这是奸国的治国方法。忙乱地赶时间强迫百姓服劳役，急于促进生产快速发展，功效迅速增长，不顾民众是非议还是赞誉，不在乎丧失民心，结果生产虽有进展而百姓产生了怨恨，这又是一种苟且偏激的做法。这种人将趋于毁坏衰败，必定会反而一事无成，所以放下事业而沽名钓誉，不行；为了完成功业而忘记百姓，也不行，这两种都是奸邪之道。

    所以古人不这样做，他们使百姓夏天不伤暑气，冬天不受冻寒，紧急时不损筋力，松缓时不误时节，事业成就，功名建立，君王和百姓都富足。因而老百姓都爱戴他们的君王，人们归附他就像流水一样畅快，亲近他就像亲近父母一样高兴，为他出生入死而心甘情愿，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君王非常忠信、舒和、公正。所以治国家、领导人民的人，想要顺应时事建立功业，那么让人民舒和、宽缓，这比紧迫、急促的做法要见效快；忠信、公正的处理事情比奖赏还要让人喜欢；一定要首先自身端正，然后再和缓地去批评别人，这就比刑罚还要有威力。人君确实能体现这三种品德，下民就会像影之随形，回想之应和声音一样迅速响应，君王就是不想显赫通达，也是不行啊！《尚书》上说：“人君非常圣明，百姓就会勤勉尽力，既和谐又迅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不进行教育而先惩罚，就会刑罚繁多，邪恶却不住；只教育而没有惩罚，奸邪的人就得不到惩治，只惩罚而没有奖赏，勤劳的人就得不到鼓励；惩罚和奖赏不合法律，就会下民疑惑、风俗邪恶而百姓离心。所以先王申明礼义来统一百姓，表达忠信来爱护百姓；崇尚贤者，使用能人来安排他们，用爵位等级和奖赏来敦促他们，适时安排事物，减轻劳役，来调济他们；君王要恩泽浩大，普遍地照顾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婴儿一样。做到这些，就奸邪不发生，盗贼不兴起，学好的人就得到鼓励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先王引导为善的道路平易可行，杜绝为恶的办法坚实有力，政令统一，禁令明确。所以说：上面统一，下面就一致；上面政令不统一，下面就三心二意了。打个比方说：草木的枝叶必然是由它的根所决定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给百姓好处却从他们身上取利，不如先给他们好处，而后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更为有利。不爱护百姓而使用他们，不如爱护他们，然后使用他们更有成效。给百姓好处，然后向他们取利，不如给他们好处而不向他们索取更为有利。爱护他们然后使用他们，不如爱护他们而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给百姓利益而不从他们身上取利，爱护百姓而不使用他们，这是夺取天下的做法。给百姓利益然后向他们索取，爱护百姓然后使用他们，这是保有国家的做法。

    看一个国家治还是乱，好还是坏，到它的边界就可看出苗头了。巡逻的哨兵来往不停，边界关卡的管理十分繁苛这就是混乱的国家了。进入境内，田地荒芜，城市破敝，这就是贪婪的君王了。观察他的朝廷，尊贵的人不贤明；观察他的官吏，执政的人无才能；观察他的亲信，被信任的人不忠厚，这就是昏庸的君王了。凡是君王、宰相和文武百官，对于财物出入的计算，斤斤计较、反复审查；对于礼仪制度却糊涂而又怠慢马虎，这就是受凌辱的国家了。如果农民乐于种田，士兵甘愿赴难，百官爱好法令，朝廷崇尚礼义，卿相议论协调一致，这就是政治清明的国家了。观察他的朝廷，居高位的人贤明；观察他的官职，管政事的人胜任；观察他的亲信，被信任的人忠厚，这就是英明的君王了。凡是君王、宰相和文武百官，对于财物出入的计算，手续宽松简便；对于礼义制度严明谨慎一丝不苟，这就是昌盛的国家了。凡是贤德相同的，就先提拔亲近的人，凡是能力相同的就先任用有交情的人；他的大臣百官污浊的都变得廉洁了，凶悍的都变得善良了，狡猾的都变得忠厚了，这是英明君王的功绩啊！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是有征兆的：君王不崇尚礼义，士兵就软弱；君王不爱护百姓，士兵就软弱；君王说话不守信用，士兵就软弱；奖赏不丰厚后，士兵就软弱；将帅不贤能，士兵就软弱。君王好大喜功，国家就贫穷；君王贪图财利，国家就贫穷；士大夫人数众多，国家就贫穷；工人商人众多，国家就贫穷；使用财物没有制度的限制和数量的限定，国家就贫穷。百姓贫穷君王就贫穷，百姓富裕君王就富裕。所以田野乡村是财富的根本，官府的货舱量库是财富的末端。百姓按时劳作，生产有次序的进行，这就是财富的源泉；按等差征收的赋税，贮藏财物的府库，都是财货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王一定要谨慎处理源流关系，节制支流，开发源泉，及时加以调整，使天下的财物源源不断，富足有余，君王不用担忧财物不足了。这样一来，就会君王和百姓都富裕，上缴来的财物多的无处可储藏，这是最懂得治国大计的。所以大禹时代有十年水灾，商汤时代有七年大旱，而天下百姓的脸上没有饥饿的菜色。十年之后，庄稼又丰收了，而陈积的粮食还有剩余，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明白本与末、源与流的关系啊！所以如果田野荒芜而粮食充实，百姓贫乏而府库溢满，这样的国家就要垮台了。砍伐生财的根本，枯竭生财的源泉，把财富都聚敛到府库里去，而君王大臣却不知道这样做的危害，那么国家很快就要颠覆灭亡了。用全国的财物去供养他还不能使他满足，这叫做最大的贪婪，是最愚蠢的君王。本想追求富贵反而丧失了国家，本想追求财利反而危害了自身。古时候有上万个国家，现在只剩下十几个国家，这没有其他原因，他们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贪得无厌啊！做人君的，也该觉醒了吧！

    方圆百里的小国，完全可以独立。凡是进攻别国，不是为了追求名声，就是为了贪图财利，要不然就是仇恨对方。仁人治理国家，就一定要培养意志，端正自身的行为，崇尚礼义，极尽忠信，严守法度。如果身着布衣，脚穿麻鞋的士人确实这样做了，尽管住在陋巷破屋里，王公贵族也不能同他争名声；让他治国，就会名闻天下，这样的话，那些为了追求名声而战的国家就不会来攻打了。他必将开辟田野，充实仓库，准备好武器，上下一条心，三军同尽力；远征而来同他的国家苦战，是不能取胜的；境内城堡可靠坚固，再把握住有利的战机，迎击敌军，捉拿敌将，就像拔蒲草一样轻而易举。敌人得到的东西还不足以医治创伤、补救损失；敌人也爱护他们的勇士害怕他们的仇敌。这样一来，那些为了财利而战的国家就不会来攻打了。仁人治理国家，必将慎重对待大小、强弱之间的关系，礼节要非常周到，奉送的珪壁等礼品要硕大，贡献的财物要丰厚，派出的使者必定是文词优雅，能言善辩的君子。对方假如有点人情味，怎么还能愤恨呢！这样一来，那些为了泄愤而战的国家就不来攻打了。为了名声的不来攻打，为了财利的不来攻打，为了泄愤的不来攻打，国家就会像盘石一样安稳，寿命就会像天上的箕宿翼宿一样长久。别国都乱了，唯独我国治理好了；别国都危险了，唯独我国安定；别国都衰败了，我国却勃然兴起去征服他们。所以仁人治国，不仅能维持自己的国家，还能够兼治别国。《诗经》上说：“善良的君子威仪无差错；威仪无差错，可以正四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统治国家的难易问题：侍奉强暴的国家难，让强暴的国家侍奉我容易。用货物财宝去侍奉敌国，就会货物财宝用光了，也建立不了友好关系；和敌国订立盟约，刚刚订好盟约，他马上就会背叛；割让国土去贿赂敌国，割地之后还满足不了他的。侍奉敌国越恭顺，敌国侵入就越厉害，一定要到了物资用尽，国土割光，才算完结。就是左边有尧，右边有舜来辅佐治国，也不能采用这种办法来免除灾难啊！打个比方说，这就好像让姑娘脖子上缠着珠宝，身上佩戴着宝玉，头上装饰着黄金的饰物，遇到了山中强盗，即使她不敢正眼看强盗一眼，弯腰屈膝，像草屋里住的婢妾一样，还是不能免于遭难的。所以没有让人民团结一心的治国办法，只靠好言好语恭请敌国而提心吊胆侍奉它，就不能保住国家、保全自身。所以英明的君王是不这样做的。他必将实行礼义来统理朝政，修正法令来统理百官，评定政事来统理百姓；然后做到朝廷礼义严明，官吏各司其职，百姓齐心协力，这样的话邻国就会争着来亲近，远处的国家也会表达诚意。君民上下一条心，三军同尽力，名声之大足以威慑天下。强大的国力足以镇服天下，从容安舒，发号施令，而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听从驱使的，就像大力士乌获和侏儒搏斗一样轻而易举。所以说：侍奉强暴的国家难，让强暴的国家侍奉我容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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