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谋求自立自强本体（3）

    然而就是学习造船造炮也有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经历了欲购买模仿制造、自行研制、购买外国机械制造三个阶段。咸丰十一年，清朝政府经李泰国牵线向英国购买10艘轮船，最后确定7艘，曾国藩积极赞成与支持购买轮船目的是自己模仿制造。英国人的蛮不讲理打破了曾国藩的美梦。不得已曾国藩只得寻找新的途径。

    今所购七船既已化为乌有，不得不另求造船之方，拟即开设铁厂，粗立规模。查有容委员宏，往来花旗最久，熟悉语言文字，派令前往西洋购买制造之器。

    新的途径就是开设铁厂，派遣容闳出国购买机器。“敝意欲乘此闲暇，购器募匠，试造轮船。”1865年李鸿章用四万两银子在虹口购买下美商的旗记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即放在该局。江南制造总局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大的近代军事企业，也是近代最大的新式工厂之一，是江南船厂的前身。1868年，即同治七年七月，江南制造局制造出第一号轮船，曾国藩命名为恬吉轮船，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意。这艘船的造成，使他由衷地感叹：“中华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在引进外国机械制造轮船之前，即在1861年安庆收复的第一年，曾国藩就从非常困难的军费中挤出一部分资金，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和火轮船。自己研究、生产小火轮。1862年8月，由徐寿与华衡芳研制的中国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试产成功，曾国藩亲自去现场察看，高兴地在自己的日记和给朋友、给奕訢等人的信中赞叹：“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做我以其所不知矣！”不久后又自做了一台小火轮，他亲自登上小火轮，高兴地参加试航。对这些成绩的取得，曾国藩都显得特别的高兴，以为有了这样的轮船，中华才可以“渐图自强之计”。

    至于制造枪炮，也是曾国藩非常重视的。他认为：“至外国火器，诸臻精巧，惟铜冒自来火，费钱有限而妙用无穷，尤远胜于中国。引药有畏风畏雨之患，臣拟设法推广于鸟枪、抬枪诸器。”因此“洋火药亟宜仿造，候饬宁、沪二局试办，以为自强之资。”安庆内军械所、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局都从事枪炮的制造。在曾国藩的倡导与力行下，火器制造成为一时之盛。1865年5月，李鸿章筹建金陵制造局，亦称金陵机器局，简称宁局。1866年8月竣工，12月苏州洋炮局移入。该局从外国购置机器，聘用外国工匠作为技术指导，主要生产枪支、火炮、子弹及其他军用物资。到同治八年（1869年），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弹及各种军用品。投产时，有员工兵夫约400人。1870年7月，在通济门外神木庵旧址兴建火箭分局。同治六年(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设“军火机器总局”，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同治九年（1870年）易名“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生产的军火，主要供应北洋水师、直隶、热可、察哈尔、奉天、吉林、黑龙江、西北边防备军和淮系各地驻军使用，还拨给其他省份。在中俄、中法、中日甲午战争中，都大量使用该局制造的军火。大量新式武器的制造与使用，极大提高了中队的装备水平与战斗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曾国藩所追求的“自强”目标。

    讲求外交人才

    曾国藩认为，国家要自强，必须在 “修政事、求贤才”两件事上下功夫。经历了与太平天国、捻军的战争后，清朝政府已经奄奄一息，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力衰竭，民不聊生。振兴国家已成当务之急。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须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曾国藩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强之途径。首要的工作是修政事、求贤才；其次则是学习制作枪炮、轮船。关于学习制造枪炮、轮船前面已经专门阐述，这里不再一一论述。这里我们需要阐述的是曾国藩修政事与求人才的问题。求人才的重点是外交人才。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政事，主要是指治国、平天下，就是修明政治，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百姓富裕、国家强大，就是古人所强调的“民富国强”。国家不强大，不管有理无理有德无德，总是要受他国的欺侮。

    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遍体鳞伤。根据有关资料，太平天国等战争带来的灾害非常巨大，光死人这一块数字就相当巨大，有说死了2000万，也有说死了1个亿的。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是战争中的安徽、江苏等地“白骨露於野，千里无人烟”的现象确实惨不忍睹，很多村庄成为断垣残壁、很多土地被抛荒无人种植，人肉论斤计卖，价格昂贵。地方政治荒疏是晚清的一大弊端。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就深有感触。他在写给倭仁的信中说道：“此间小民困苦已极，实不堪再遇灾歉。侍本思力清积狱，一疏冤滞之气，若逢荒岁嗷嗷之众，争讼四起，则可虑者更多矣。”曾国藩履任之时，整个直隶有积案10000多件，很多案子当事人告到京城也没有处理。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此间吏治之坏，实苦牧令乏贤”。基于这种现状，曾国藩的弱国外交领导力重点之一就是在于“得贤吏，赋役有经，纪纲不紊，蠲除苛敛，清厘滞狱，民教一体，各使适俗安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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