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卓有成效的激励术（4）

    领导兼老师，甚至于兼父兄，数职合于一身。那么怎样去教育追随者呢？主要有五个方法：

    勗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乃不虚设此局。仆坐言辞钝拙，不善训迪属吏，常用为愧。若阁下能殷勤教训良吏，则旧怨尤可全消，而亦足补鄙人所不逮也。

    这是曾国藩教导丁日昌怎么教育下级的办法，他所说的教育方法，我认为是很有价值与意义的。

    勗之以学，曾国藩最典型的做法是将军队变作一所学校，带领有知识的下级军官给士兵讲课，一边书声琅琅，一边炮声隆隆。领导者之间，也常常探讨学习之法，学习之效，使得湘军成为一支学习型军队。

    教之以身，是领导者以身作则。曾国藩非常重视榜样的作用，认为一二人既可以起到转移风俗、形成正气好学的良好风尚。他在《告直隶士子》与《原才》一文中，以及其他地方对这个问题都有论述。《原才》一文如下：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时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

    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很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湘军之所以成为湘军，也正是由于曾国藩、罗泽南等少数人率先倡导而形成良好的风气，因此而建立了巨大的功劳。晚清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也是由少数人倡导而成。良好的风气能不能形成，关键看老师的水平如何。他十分重视老师的学习，要求领导者通过不断的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他说：

    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西蓋又。连环相生，故善端趣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念吾忝窃高位，剧寇方张，大难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见多教数人，因取人之所长还攻吾之所短，或者鼓荡斯世之善机，因以换回土地之生机乎！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教学互长”，领导者将自己的德、自己的善教给别人，也从别人那里学习到有价值、有意义的知识，弥补自己的不足，达到相互提高的作用。

    诫之以言，就是对追随者诲人不倦。在这方面，曾国藩可以说是“喋喋不休”，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教育人的机会。他教育的内容也很广，包括如何做人、如何打仗、如何学习、如何做官等等，教育追随者如何做到“公”、“明”、“勤”、“廉”，如何爱护下级、爱护百姓。陈国瑞是人品极差的一名将军，据曾国藩调查，陈所过地方，70%说他恶劣。对于这样一个人，曾国藩也没有放弃教育。他曾经写过一个长篇批文教导他，这里抄摘部分：

    今为该镇痛下针砭，告诫三事：一曰不扰民，二曰不私斗，三曰不梗令。

    凡设官所以养民，用兵所以卫民。官吏不爱民，是名蠹也；兵将不爱民，是民贼也。……就一家比之，皇上譬如父母，带兵大员譬如管事之子，百姓譬如幼孩，州县譬如抱幼孩之仆媪。若日日鞭挞仆媪，何以保幼孩，何以慰父母乎？闻该镇亦无仇视斯民之心，但素好苛派州县，州县转而派民；又好凌虐弁兵，弁兵转而虐民，焉得不怨声载道？自今以后，当痛戒之。昔杨素百战百胜，官至宰相；朱温百战百胜，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惨杀军土，残害百姓，千古骂之如猪如犬。关帝、岳王，争城夺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爱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该镇以此为法，以彼为戒，念念不忘百姓，必有鬼神祐助。此不扰民之说也。

    至于私相斗争，乃匹夫之小忿，岂有大将而屑为之？……该镇若再图私斗以泄此忿，则祸在一身而患在大局；若图立大功，成大名，以雪此耻，则弱在一时，而强在千秋。昔韩信受胯下之辱，厥后功成身贵，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杰之举动也。郭汾阳之祖坟被人发掘，引咎自责，而不追究，是名臣之度量也。该镇受软禁之辱，远不如胯下及掘坟之甚，宜效韩公、郭公之所为，坦然置之，不特不报复铭营，并且约束部下，以后永远不与他营私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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