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广泛吸取他人智慧（3）

    按照曾国藩最初的想法，是要曾国荃带8000人去上海的。曾国荃是较早提出要曾国藩派人去上海的人之一。早在1861年9月，曾国荃就提出上海渴望湘军，需要湘军前去保护，而且上海还可以筹措大量军饷。要求曾国藩“绸缪于未雨，防患于未然，不可不深图，不可不早虑，伏祈酌量，迅赐施行为祝。”（《曾国荃全集》岳麓书社第五册第113页）一般的领导艺术是谁提出一个好的建议，往往就派谁去实施这个建议。正是按照这一要求，曾国藩决定派曾国荃去。可是，真正决策的时候，曾国荃不愿意去上海。曾国荃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金陵，太平军的老巢。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转派李鸿章去。李鸿章1859年到曾国藩幕府，给老师出谋划策，对他的才华曾国藩是很赏识的。1860年即推荐他担任道员。要他去上海，曾国藩是很放心的，但是李鸿章手里没有兵勇，必须另起炉灶。曾国藩统帅的主要部队是湘军，是湖南人，将军是湖南人多，勇也是湖南人多。鲍超虽然是四川人，但是，一直在他的调度掌控之中，然而李鸿章组织淮军则不同，基本上脱离湘军的组织管理，与湘军“分庭抗礼”。中国自古以来，这样的情况还没有过，也没有人做得到。谁不愿意掌控权力，谁愿意将自己的权威划分出去呢？谁愿意组织一支队伍来替代自己呢？没有人会这么做，但是曾国藩做了。

    复制湘军，建立淮军，这样的分权做法，对于领导者来说是一个严格的考验，需要领导者具有高尚的情操、宽广的胸怀以及以天下大局为重的理念，需要领导者对分出去领导者的充分信任。缺乏信任，缺乏大局意识，缺乏宽广胸怀，这是无法做到的，也不会去做的。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建立“子公司”，而是建立一个“新公司”，而且这个新公司以后可能取代“旧公司”。

    曾国藩认为：“事之变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变化发展的局势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需要众多的人一同投身其中，因此需要分权。分权意味着有了分担责任的人，自己就会轻松；不分权，一个人担当大事，就需要很多功夫。同时分权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团结人心的作用。“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是。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提高营哨的权力，就可以解决“危险之际” 士卒“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的问题，形成同进同退的良好局面。淮军的创建，使曾国藩摆脱了常规的领导方式、指挥方式，摆脱了来自清廷的猜疑、掣肘，获得了更多的信任，能够一心一意谋划围剿金陵的战略性决策。李鸿章到上海后，参照外国兵制，进一步改造淮军，增强了战斗力，成为镇压太平军与捻军的主力，取得了赫赫战功，完成了由东面对金陵实施大包围的战略意图。

    分权，最难做到，也是最重要的，是把权力分给什么样的人，分给多大的权力。作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曾国藩深刻懂得“任人则逸，独任则功”的道理，极力主张“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一生致力于选择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安排在众多关键性的岗位上，并且给予他们权力，对他们的决策不干预、不遥制。他的做法是逐渐将水路军事指挥权分给所属军官，自己不亲自指挥作战；将筹饷的权力交给各地，在湖南设立了东征局，在江西、江苏、广东等都设置筹饷机构，由朝廷委派人员负责；大量起用地方官吏，确保遭到战争破坏的行政体系正常运转。一大批优秀人才的启用，分散了权力，凝聚了力量，完成了他“内圣外王”之鹄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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