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高远浩大的胸襟术（5）

    当年以巡抚陈启迈为首的江西官场事事与曾国藩掣肘，陈与曾国藩为同年、同乡、同官，他一气之下，将陈给参了下去。这一次，曾国藩不仅没有参劾沈葆桢，而且将这种掣肘作为磨励德性的手段，这是不容易的。作为掌管安徽、江西、江苏三省行政、军事，兼管浙江军事的两江总督、清廷所倚重的领导者，要“诛锄异己”、参掉一个巡抚易于反掌，但是他没有那么做。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大局观念。当年参陈是为了大局，现在不参沈，也是为了大局。

    左宗棠和曾国藩闹翻之后，两人一直没有来往，要是其他的心胸狭小的领导者，只怕一有机会就会给左宗棠设置阻碍，更莫说支持了。可是曾国藩不然。为了国家的大局，他将个人的恩怨置之度外。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负责西北军务，曾国藩为他做了不少事。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当时，有人从西北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处处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说：“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脱，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这样的胸襟是何等的气魄！

    公忠体国

    品德高尚的领导者，心里装着整个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危、国家命运是第一位的。左宗棠曾经很谦虚地说，公忠体国，自己远远不及曾国藩。忠诚、体谅国家，以国事为先，以家事为后，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是曾国藩作为领导者与其他一般领导者所不同的。

    曾国藩的公忠体国，表现最典型的是两次投水、两封遗书。两次投水是指1854年靖港、湖口之战失败后，他愤激之下投水自尽，两次都被同僚救起。前者他组建湘军兴致勃勃出兵，志在必得，没有想到，自己一出手就失败，感到羞愧难当，所以以死明志；后者一路胜仗打到九江、打到鄱阳湖，没有想到遭到太平军的偷袭，连自己的红单船也丢了，觉得前途渺茫，愤恨之际，投水自尽。两封遗书一次是指1861年春在祁门大营遭到太平军的包围，情势非常严峻，给儿子纪泽留下遗书；另一次是1870年五月赴天津处理教案，感到非常棘手，写下遗书。这里只重点讲讲祁门遗书。遗书写道：

    余以初三日至休宁县，即闻景德镇失守之信。初四日写家书，托九叔处寄湘，即言此间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然犹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条生路。初五日进攻，强中、湘前等营在西门挫败一次。十二日再行进攻，未能诱贼出仗。是夜二更，贼匪偷营劫村，强中、湘前等营大溃。凡去二十二营，其挫败者八营强中三营、老湘三营、湘前一、震字一，其幸而完全无恙者，十四营老湘六、霆三、礼二、亲兵一、蜂二，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贼偷湖口水营情形相仿。此次未挫之营较多，以寻常兵事言之，此尚为小挫，不甚伤元气。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加此一挫，军心尤大震动。所盼望者，左军能破景德镇；乐平之贼，鲍军能从湖口迅速来援，事或略有转机，否则不堪设想矣。

    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人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此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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